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间，驻北平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时，藉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要求。日军就将宛平县城包围，多次开枪向宛平城内射击，并以迫击炮攻城。当日军进行军事演习挑起事端之时，当地驻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111旅旅长何其沣，一面向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报告，一方面指挥城内守军第 219团团长吉星文，率部还击。第29军司令部发出命令：“命令全线官兵坚决抵抗。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中国军队抗日的枪声在卢沟桥打响了，这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共产党员大会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同时红军立即集中，准备奔赴民族战争的战场。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爱国军民纷纷行动起来，大力支援华北前线。北平人民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募捐团，慰劳团等，进行慰劳士兵，救护伤员等活动。长辛店工人冒着枪林弹雨，赶赴宛平前线修筑防御工事。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等地的工人和各界爱国群众，相继组织起抗敌后援会，纷纷发表宣言，支持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致电、汇款、慰问前线将士。上海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和职员，纷纷罢工和离职。各地报刊也大量发表抗日言论，大声疾呼：“现在和平已经绝望了，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了!”“我们现在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北平《世界日报》指出：卢沟桥事件已充分证明：今日之中国，绝非“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战役前的中国可比。卢沟桥的炮声，唤起了全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抗战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新的觉醒。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处于动摇状态。国民政府的《自卫抗战声明书》叙述了这个过程：“中国政府于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犹以诚意与日本协商，冀图事件之和平解决。7月13日，我外交部曾向日本大使馆提议双方即时停止军事行动，而日本未与置答。7月19日，我外交部长复正式以书面重提原议，双方约定一确定日期，同时停止军事动作，同时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点。并曾声明：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此次不幸事件起见，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双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等。然而以上种种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于此之际，中国地方当局为维持和平计，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议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对于此项解决办法，未予反对。”

　　国民党在7月16至20日，召开庐山谈话会，讨论了和战方针问题，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反对抗战，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七日之内必亡国。孔祥熙主张“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则向蒋介石提出所谓“和必乱、战必败，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十四字真言”。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一篇关于准备抗战的谈话。他表示：“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同时又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他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条件：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政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但是他又反复强调：“我们是弱国”，“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仍然希望对日和谈、妥协，还没有放弃苟安的幻想。

　　尽管国民党政府存在侥幸心理，幻想寻求“外交方法”来解决华北事件，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决不会改变。它在谈判的幌子下，加紧调集兵力，部署扩大战争。至7月下旬，日本对华增兵达10万左右，进一步完成了扩大侵华战争的军事部署。日军准备就绪，即于7月26日攻占廊坊，并向中国方面提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北平。7月28日，日本大举进攻南苑。7月30 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天津沦陷后，华北战争继续蔓延，全国人民的抗日怒火进一步熊熊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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