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瓦逐次抵抗战斗

　　三月三十日晨二百师突围后，当晚令新二十二师以一营在叶带西占领前进阵地，掩护主力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逐次抵抗阵地，三十一日下达正式命令。这一战斗的目的是掩护主力集中，准备平满纳会战(以后平满纳既会而不战，是因东西两路告急，棠吉、瓦城动摇，因而放弃会战)。其所以称为逐次抵抗战斗(或称狙击战斗)，是根据当前地形(斯瓦至平满纳为 隘路)、敌我战术特点、缅甸交通运输腐化、主力集中无法预计以及同古被围的教训等等，确定我军掩护部队不固守一阵地，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在诱敌深入我阵地内尚未立足时，埋藏的地雷炸弹一起爆发，两侧埋伏狙击兵配合我正面部队一举反击消灭敌人。我军这种阵地又要虚虚实实，使敌人捉摸不清；尤其经过一两次打击后敌军就裹足不敢急进。因之新二十二师牵制敌人半月之久(连南阳车站攻击约二十一日之久)，其间激烈战斗亦达十二日之多，使敌人伤亡惨重，寸步难行。我军已达到以少胜众、以劣制优的目的。

　　当时敌我使用兵力如次：

　　敌方：第五师团三个联队，第十八师两个联队，山野炮二营，重炮一营，空军飞机数十架，战车若干。

　　我方：第五军新二十二师三个团，战车一部，山炮一营，游击支队新兵训练处二个团。

　　从四月一日至四日，新二十二师一部与敌五十五师团一部对峙于叶带西以南南阳车站间，仅有小部队搜索战斗及断续炮战。

　　四月五日至十日，敌五十五师团以步炮战车联合，全力向我新二十二师猛攻，我军按照预定计划在斯瓦阵地以南完成任务并予敌以严重打击。敌伤亡甚众，并摸不清我军虚实战法。

　　这期间我第五军部便衣侦探马玉山伪装缅甸人，为敌五十五师团司令部挑水打杂。有一天他发现敌人办公桌上有地图一幅，绘有部队番号位置，他立刻烧好一壶水，乘敌人吃饭时送进办公室，将地图偷出，星夜跑回平满纳。我亲眼看到是日军地图，并注明新增十八师团五十六及一二四两联队，山炮、重炮各一营，当即转知前方注意。

　　四月十一至十六日，敌增援部队更番攻击，炮空轰炸更为猛烈，并不断轰炸平满纳，新二十二师应用虚虚实实的狙击埋伏并进行游击战，给敌人以极大打击。至十六日晚，我军安全进入平满纳既设阵地。

　　在这期间，我游击司令黄翔派队在勃固山脉内，神出鬼没地往来穿梭打击敌人后方交通运输，并袭击同古机场；于四月七日前侦知敌人从仰光向同古方面增加三千余人。可惜团长王肇中经验不够，所部官兵又多属新兵，扰乱敌人的次数不多，严重的打击更谈不到。但以后从各方对照，他们所得情报和第一线部队发现敌人的文件基本上是符合的。

　　是役我军战术运用灵活，使敌人捉摸不定，伤亡较大。敌五十五师团已十分残破，不得不增加十八师团作为主力，我新二十二师也伤亡一千五百余人。

　　东西两路相继败退

　　东路毛奇方面十八日以前仅有敌人一个联队，十八日敌侦知我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后，始将集中同古之第五十六师团主力转用于毛奇方面，十九日保拉发现敌战车运输车四日辆。当日我暂五十五师即失去联络，罗衣考失守。二十三日敌进入棠吉，同时东犯，罗列姆当日失陷。我第六军兵力分割使用，一营一团被敌各个击破。而最恶劣的是一经与敌接触即离开公路，各级指挥官失掉掌握，以致腊戍门户大开，敌人得以长驱直入。景东方面则始终未与敌人接触。

　　英军在这期间已全部集结于西路。英军士无斗志，一经与敌接触即行溃退，四月一日放弃普罗美，五日放弃阿兰庙，以后逐日撤退不停。四月十三日，英军提出要求中国军队在英军方面沙斯瓦、唐德文伊、马格威接防，掩护英军撤退。这等于全部向我交防，而毫未提及英军以后的任务。到十七日英军在仁安羌的一师及装甲旅约七千余人就被敌人一个大队包围，实为战史中的最大笑话。

　　我新十二师一师的兵力自三月二十六日与敌接触以来，至四月十六日共与敌战斗二十一日之久。我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优势之敌(先后五个联队)连续激战达十二日，不但达成掩护主力的任务，而且消耗打击敌人并引敌人深入于与我有利的决战地区。可以说，在我抗日远征史上这是罕见的战例。

　　仁安羌解英军之围

　　当四月十八日晨我远征中路放弃平满纳会战时，正是西路英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在仁安羌被围的第二日。这时我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主力已到达乔克巴当，第一一三团孙继光部星夜用汽车输送到英军被围前线。到后发现敌人仅有一大队，迂迥至仁安羌以北大桥附近，戴断英军后路。而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七旅共七千多人辎重车百余辆，竟至束手无策。经我军猛烈攻击，至午即将敌击退，英军全部解围。

　　我远征军的这一英勇行动，轰动英伦三岛，以后英方曾发给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团长孙继光及营长多人勋章。

　　放弃平满纳会战

　　四月十八日放弃平满纳会战，是因西路英军退于仁安羌以北(在平满纳右后方约二百公里)，而东路罗衣考方面的暂五十五师已失联络，棠吉告急，我中路军有被东西两路敌人截断后包围歼灭的危险。当时参谋团团长林蔚提出两种意见：“(1)贯彻平满纳会战，努力击破敌之一路，以解除我之危局；(2)彻底脱出敌之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之东北，再增调兵力，从新部署作战。”他并星夜派侯代表到瓢背通知罗卓英(因当时电话不通)。史迪威与罗卓英虽接受了第二种意见，可是他们的决心处置并不彻底，史、罗命令要旨如下：(1)放弃平满纳会战，改守梅克提拉、敏扬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2)令六十六军刘师固守瓦城，先一步占领敏扬、棠沙，对西南警戒；(3)令六十六军孙师前方两团逐次阻敌，会合于乔克巴当，以棠沙为后路，节节阻敌前进；(4)令第五军先抽二百师回占梅克提拉、瓢背之线，掩护主力转进；(5)以九十六师在平满纳坚强抵抗当面之敌；(6)该军以棠吉为后方，准备在梅克提拉、他希、带侧打击北犯之敌(按此令漏掉对二十二师行动之规定)。

　　史、罗这个计划将五军、六十六军(欠一师)分布于长达三百余公里之平(平满纳)曼(曼德勒)公路上，既不能攻，亦不能守，我极端反对。当时命令要旨是由电话中传达，我说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棠吉、梅苗，我不同意这样分散兵力，被敌人各个击破。在电话中相持不下，最后罗拿出他的威风说：“不接受命令决不许可。”我一看表快四点钟了，再拖下去，各部队攻击开始，与敌胶着更不好办。于是接受了罗的命令，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

　　放弃平满纳会战曾是中国远征军失败后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我始终认为应否会战须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放弃这一会战，虽然有些可惜，但尚不是中国远征军惨败的关键。

　　我下令后即赶赴瓢背，向罗卓英陈述以后作战的意见，大意说：既因东西两路吃紧，放弃已有准备的平满纳会战，那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当时罗曾同意考虑我的意见。

　　乔克巴当上大当

　　到四月十九日午后，史迪威、罗卓英忽然变更计划，既未进一步作合理的部署，反而将我远征军进一步分割使厂。他们说，乔克巴当西南发现敌人三千余人，令二百师开乔克巴当向敌攻击。当时我根据摩托化骑兵搜索的报告说，我新三十八师尚在仁安羌，乔克巴当并无敌情。史、罗坚持认为英方情报确实，非去不可，我坚决反对，并力陈利害，说明即有敌人也不应置棠吉之危急而不顾。这时罗已唯美国主子史迪威之命是听，完全拒绝我的意见。我警告罗：“如果出此决策(其实是下策)的话，我不能负责。”罗现出窘态，他的参谋长杨业孔和外事局的一个参事(记不清姓名)出来帮腔，力劝我遵照“命令”。史见我仍坚持保卫棠吉、梅苗的意见，他便反唇相讥说：“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我也回敬说：“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吃英国饭。”如此大闹一阵，我仍抑制着自己的愤怒，再向史、罗申述说：即使乔克巴当发现敌人，以新三十八师掩护英军撤退已可安全无虞，我军应顾全大局，不要前门拒狼，后门入虎，使我远征军一败涂地。史、罗仍无动于衷。我无可奈何，只得忍辱负痛，一面接受了史、罗的命令，但声明如再侦察无敌情的话，仍不能去；一面找戴师长吩咐：“除先开一团外，其余等我从梅苗回来再决定行动。”

　　二十日得我骑兵再度往乔克巴当搜索的情报，仍无任何敌情，只有大批英军零零散散在我新三十八师掩护之下狼狈溃退。我得到这一证实情报后，为了远征军的最后命运，再亲赴长官部向罗报告，不料罗已先到梅苗参谋团去了。罗去时交代他的参谋长杨业孔对我说：乔克巴当之敌不堪一击，必须先击破乔克巴当之敌，再作第二步计划，他坚持将二百师向乔克巴当输送，否则以抗命论。我觉得他们已不可理喻，急驰梅苗向林蔚陈述意见。约在午夜十二时前后，途中遇见罗卓英(距梅苗约八英里处)，罗说：“你不必去了，现在照你的意见，二百师不去桥克巴当，改调棠吉。”他并不安地说：“我于本日午前已直接令二百师于黄昏前集结乔克巴当以东向敌攻击，不知现在情况如何？”我说：“乔克巴当确无敌情，我只要二百师去一团，如果你有直接命令的话，可能主力已到乔克巴当了。”罗这时有些张皇，拉着我上车同他一路回去。

　　我觉得既然如此，争取时间第一，就再无见林蔚的必要了，于是同罗一路赶回。在车中罗对我说：“东路罗衣考已失守，暂五十五师情况不明，敌人正向棠吉、罗列姆前进中。”我说：“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乔克巴当我们上了英国人的当。我认为目前必集中第五军主力二百师与新二十二师与敌人力争棠吉，否则棠吉不得，腊戍危急。”我并力述棠吉、梅苗是我腊戍、畹町的门户，必须以最大之决心保全棠吉；如敌已占领，必须以全力攻克；如我先敌占领，则必须顽强狙击北犯之敌，使我军主力集中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第九十六师掩护主力集中后也要归还建制。罗这时并未否认我的意见，也未说明他以后的全盘计划，只说：“只要你带二百师把棠吉控制，我就有办法准备曼德勒会战。”我觉得罗在现实情况面前也许会改变他要在曼德勒会战的梦想，所以决心率二百师先将棠吉占领，再以事实转变罗的错误见解。

　　二十一日十二时前后，我返回梅克提拉司令部，即作重新部署，将已运到乔克巴当的二百师主力(两个团)及骑兵团改向棠吉运输，并先遣骑兵团向棠吉方面搜索敌情。同时我将必须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的意见电告蒋介石，但以后始终未得蒋的复电。

　　其实史、罗这时仍然决心将二百师、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皆使用于乔克巴当方面，第六十六军及直属部队与新二十八师也向曼德勒方面运输。而这种毫无军事常识的改变处置，据说是“自四月十八日变更决心后与史迪威参谋长同亚历山大总司令所商决者”，其理由为“彼时我如不去则英军要走”。继知并无目标后，史、罗又改定措施如下：(1)新二十二师在梅克提拉不开；(2)二百师仍开乔克巴当附近，以一部搜索敌情，以主力控制待机，并支援新三十八师之行动。

　　二十日下午，得知罗衣考方面十分紧急，遂又决定：(1)新二十二师附战车及战防炮各一部由廖师长率领增援第六军方面，但须待二百师运输完毕后乃有汽车，而火车又不可靠。(2)二百师到达乔克巴当后，如敌情不急，则待三十八师集结或站稳后，即开回梅克提拉。(3)预定二百师须于二十一日运完，以便迅速输送新二十二师(共汽车百余辆)。

　　参谋团看到史、罗以上的处置后极为不安，用电话通知侯代表立刻派员赶往皎克西征求罗卓英的意见，即：(1)可否立即停止二百师之运输并改运棠吉。(2)可否令新二十八师只留一团守曼德勒，而令刘伯龙率师主力或一团由火车运回细包，并连同第六十六军将到腊戍之军直属部队(工兵营、战防炮营、特务营等)归一人指挥，再由汽车向罗列姆方向运送，以期与新二十二师夹攻北进之敌，并自然掩护极空虚之腊戍根据地。

　　罗卓英的处置却是：(1)对参谋团第一项意见，立令杜副长官率二百师及特种兵半部由汽车开回并指挥甘军准备迎击攘田、罗衣考北进之敌。(2)对于参谋团第二项意见，认为不必如此处理。

　　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史、罗是一直坚持错误，对于腊戍的门户棠吉的重要性始终未认识，也不了解第六军的战力脆弱。

　　他们始而坚持将二百师运到乔克巴当后再运新二十二师到棠吉，继而同我在途中商决将二百师改运棠吉，最后参谋团来人商讨时亦只承认我率二百师到棠吉，而把原与参谋团决定调新二十二师到棠吉之事既不告诉我，亦不回答参谋团。因之参谋团认为第五军主力二百师及新二十二师皆到棠吉，而实则只有二百师及特种部队之一部，谓为欺上瞒下，遗误戎机，亦不为过。

　　棠吉攻克，又转皎克西

　　四月二十一日午后，第五军二百师及军直属部队一部奉命由西路乔克巴当调回梅克提拉转向棠吉运输(约三百多公里，加上空车放乔克巴当百余公里，共计五百多公里行程)，进击由罗衣考北进之敌，往返之间延误三日，将士疲于奔命，而战局已陷于危殆。

　　二十三日午后，我先遣骑兵团及二百师一部到达距棠吉约十五公里的黑河即与敌人遭遇，我骑兵团对敌猛烈袭击，将敌击退。进展至距棠吉约九公里附近，又发现敌前进阵地，至晚攻占并接近棠吉敌人阵地，准备明日开始攻击。

　　二十四日拂晓，我二百师向棠吉攻击前进，进展迅速，至午我已攻占西南北三面高地，继续突入市区与敌巷战，争夺至晚十一时克复棠吉。敌大部东窜，仅有一小部尚在棠吉东南隘路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顽抗。

　　二十五日，敌增援向我反攻，棠吉东方及西北高地得而复失，至晚始将敌人击退。棠吉东南隘路凭险据守之敌亦将肃清。

　　这时我的决心是：继续肃清隘路之敌，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以断向腊戍北犯敌人的后路。同时林蔚也来电谓“腊戍之安危，系于吾兄一身，望不顾一切星夜向敌攻击”云云。

　　我正在部署间，罗卓英连来四道命令，着将已攻克之棠吉除留二百师向棠吉以东罗列姆攻击外，其直属部队一部、新二十二师、九十六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准备“会战”。虽经我一再去电申述棠吉的重要性，必须以第五军主力控制棠吉东西南北隘路以解腊戍之危，皆未蒙罗采纳。他仍坚持其谬见，勒令我必须立刻返回曼德勒。我迫于命令，不得不从，于是星夜急返皎克西，二十六日又将已攻克之棠吉放弃。

　　二十七日，我到皎克西后问罗为什么这样改变决心，罗拿出蒋介石四月二十四日“手启”电给我看，其中要点是：“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应以密支那为后方，第六军应以景东为后方。”

　　蒋介石这一指示虽然着重于保卫腊戍，但有“万一”云云，又给史、罗死钻这个空子，不考虑全盘情况，不顾腊戍的安危，断章取义，选择了符合他们个人企图的部分——以八莫、密支那为后方，所以才连电令我回曼德勒的。

　　这时我对蒋介石也十分不痛快：第一，自罗、史到后，有关作战方面，蒋对我无直接指示；第二，我二十一日陈述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作持久战的意见，蒋始终未复，不知他的意图；第三，我认为蒋二十四日“手启”电是未了解棠吉二百师的战绩，决心变得过早，给史、罗钻了空子，转发命令来威胁我；第四，到这时已将远征军弄得一塌糊涂，很难挽回危局。总之，我认为蒋介石太相信史、罗已将战局搞坏，再向他们说话也就无用。于是我抱定丢车上山的决心，听他去吧。

　　当日，我看到罗卓英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中并未规定战车、骑兵、工兵、辎重、汽车等部队的任务，认为曼德勒会战是史、罗的梦想，一旦吃紧又会逃走，于是即令胡团长献群指挥这些部队即日经腊戍回国，于二十八日前均安全通过腊戍。

　　这时，我军各路情况如次：

　　西路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自仁安羌解围后，即在我新三十八师掩护下逐渐向曼德勒及其以西地区撤退，二十一日退宾河北岸，二十三日退乔克巴当，二十六日基本上撤至曼德勒以西。当面之敌自发现我新增部队以来，未敢冒进，甚至由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三十日曼德勒撤退期间，基本上与我军无重大战斗。

　　中路自十八日起，敌五十五师团和十八师团主力及重炮战车、空军向我第五军九十六师猛攻。该师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与敌作战八日。平满纳以北至梅克提拉间地形多开阔平坦，很少隘要可以利用，该师在第五军中又属战力较弱的部队，可是士气旺盛，仍能予敌以严重的打击。该师伤亡甚重，凌则民团长阵亡。该师始终未被优势的敌人击破，诚如林蔚所说：“该师战斗成绩及指挥技术则均属可观”，“惜苦战结果，所取得之宝贵时间(八天)，我军主力既未用于保护腊戍之门户，又未集中击破任何一方之敌。”

　　东路在十八日以前，仅有敌一联队与我第六军暂五十五师接触。十九日，发现保拉克附近有敌运输车及战车四百辆，而二十日罗衣考即失陷，暂五十五师与军部失去联络，棠吉门户大开。二十三日敌占棠吉，复犯罗列姆。及二十五日我二百师克复棠吉，二十六日又自动放弃，敌看破我军弱点，以轻快部队用日行百公里的速度大胆向腊戍前进。至二十八日，腊戍即陷敌手。

　　这里可以看出：由仰光登陆增援之敌五十六师团，早在同古集中；其所以在四月十八日以前未敢以主力向毛奇方面前进者，一方面是侦察我军情况及准备工作，而主要的则是准备策应我中路军的攻势。及四月十八日我军放弃平满纳会战后，敌人才大胆向棠吉、罗列姆、腊戍包围前进。

　　四惨败后的总退却

　　当四月二十七日罗卓英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的时候，西路英军已全部退至伊洛瓦底江以西，正准备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中、我新三十八师直接担任英印军的撤退掩护。中路我新二十二师的一部在他希以北三十公里处的温丁与敌对峙。

　　东路我第二百师正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中，第六军已全部离开公路向萨尔温江以东撤退中。敌人先头已到达细包以南大桥附近，腊戍十分危急。

　　罗卓英当时的兵力部署，以新二十八师四个营守曼德勒核心，以新三十八师守瓦城以西伊洛瓦底江的北岸(弯曲部)，以新二十二师及九十六师分防瓦城以南小河之线。

　　敌二十八日占领腊戍后，二十九日敌一部附战车由细包回窜曼德勒。这时罗卓英张皇失措，再不叫嚷“曼德勒会战”了。三十日，他急令瓦城各部队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因东岸道路不良)，续向八莫、密支那后撤。从此我中国远征军走上惨绝人寰的惨败境地。

　　西路我军自四月二十七日前后即由孟尼瓦(曼德勒西，铁路终点)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所有武器车辆全部遗弃。至五月三日前后，在孟尼瓦附近与敌小有接触后即无消息。

　　东路第六军二十五日以后，即向景东方向撤退。敌先头卡车百辆已到腊戍南一百一十英里之孔海坪，二十六日午后六时即到达细胞东南之南海附近，与新二十二师八十二团接触。二十七日，我放弃细包，二十八日，敌向腊戍新二十九师攻击，当晚腊戍失守。三十日，新二十九师在新威布防，五月一日即失守。五月二日，贵街失守，一○五英里通密支那、八莫的公路开放。三日，敌攻陷畹町，分兵进占八莫。四日，敌向惠通桥急进，当时参谋团控制着战车部队，竟不知使用战车逐次抵抗，阻击敌人，反令与敌战斗，又在芒市附近破坏一连战车以阻塞道路。他们对于武器运用毫无常识，可以想见。五日上午，敌进至惠通桥，与我三十六师先头部队接触。当时惠通桥已破坏，敌由上游渡河，与三十六师后续部队发生激战。六、七、八日这三天，敌我仍在惠通桥东岸激战。八莫之敌于八日进占密支那。九日，惠通桥东岸之敌被击回西岸。十日，敌占腾冲。在溃退中沿途狼狈情况及破坏惠通桥时的惨状，我将在另文叙述。

　　中路我军于五月一日全部撤完，并将伊江大桥破坏。史、罗原计划退过伊江后利用火车由密曼铁路向八莫撤退，不料史、罗乘第一列火车从斯威堡开出二里即碰车，竟日修通后，开至坎巴拉车站，以后再无车可开。此后第五军直属部队二百师、九十六师及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即徒步轮流掩护撤退；部分以汽车分段利用牛车道转运。八日到卡萨南印岛时，始悉史、罗已于三日前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我派参谋长罗又伦追赶亦未追到。罗并来电令全部向英普哈尔东一五○公里之温藻撤退；同时又奉蒋介石七日令向密支那、片马转进，勿再犹豫停顿。我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仍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

　　九日卡萨发现敌人，这时仅有孙师先到卡萨掩护的一个团，余师虽到而廖师、孙师主力尚须一天半始可从正面撤下。

　　我判断敌人企图从南北包围歼灭我军，如不能将部队集中掌握，即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卡萨地形负山带河，形势险要，如果将敌击退通过，深恐旷日持久，不能达成先占密支那的任务；若以一团掩护主力，安全转进，尚可希望达成任务。正在决策间，又收到敌人三日占八莫、八日占密支那的广播。于是我决心先遣九十三师在右翼掩护，并于孟拱附近占领掩护阵地，使主力经孟拱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与敌作游击战。命令下达后，各部队均遵令转进，独新三十八师未照命令，而是照史、罗命令一直向西，经英普哈尔入印度。

　　至此，我中路军即分为四条道路，以不同的方向撤退：第五军直属部队之一部、新二十二师及长官部所属各单位如交通部处长唐文悌、铁道兵团团附张学逸所率的交通员工，暂编团运输大队及英联络官二人等由曼西北后转打洛到新平阳，因雨季延时二月余又奉令改道入樱至七月底到印度列多。八月初我奉命返国。第九十六师及炮工兵各一部经孟拱孟英、葡萄、高黎贡山返国。第二百师及新兵训练处补充一、二两团自棠吉开始攻罗列姆，以后沿途突破敌人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称少，给养困难。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曲折迂回，费时旷日。至六月一日前后，军直属部队的一部及新二十二师到达打洛；九十六师到达孟关(孟拱西北)附近；二百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沪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

　　自六月一日以后至七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至八月初，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由于指挥错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以第五军一个军来作比较，情况如下：

　　番号动员人数战斗死伤人数撤退死伤人数现有人数第五军直属队15000 1300 3700 10000二百师9000 1800 3200 4000新二十二师9000 2000 4000 3000九十六师9000 2200 3800 3000合计42000 7300 14700 20000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撤退中损失人数比正式作战伤亡的大得很多，尤其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团长以上将领，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员之多。其情况之惨可想而知。至其他两军，除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之役外，其余损失也都是溃退中的损失。丧师辱国，罪无可耍五远征军失败的原因中英战略矛盾，美方别有阴谋从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这一协定来说，中国远征军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而只有保卫滇缅路的咽喉——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缅路，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是自从中国缅印马考察团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草案，于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间正式送交英方后，在半年多时间内，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既未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远征军事先入缅布防。多次中英会报中，英国方面一直坚持它的错误判断，着重要求中国在车里、佛海布防，而不愿讨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问题，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未能及早准备。这是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寇对英宣战后，我第五事、第六军即行动员入缅远征。同月十一日先遣一个团到畹町，车里方面也作了部署。十六日第五军即行出发，二十六日先头部队到达保山附近时，即因“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暂时毋庸入缅而停止”，一直延误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再行动员入缅。英方为什么这样呢？此中内幕，当时谁也猜不透。后来终于被一个比较善良的英国人(只能这样说)揭穿了：中国远征军再度动员入缅远征时，英国驻缅甸总司令胡敦不充分供给中国远征军的油料。我第五军有一个技术员陈乃能当时当我的代表，在曼德勒领油，会到他认识的一个英国老朋友。这个英国人拉着手对他说：“你不要听英格兰人的鬼话，我给你每月发一百万加仑油，再多点也行。”这个英国人气愤地说：“没有汽油怎么能打仗呢？英格兰人的国策是：远东殖民地宁可丢给敌人，不愿让与友邦，你懂么？”并指着伊洛瓦底江的两岸堆积的汽油说：“这许多油，你们几年也用不完。”原来英国是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而不愿让给中国。

　　其实中国只是为了战胜日寇，需要借重缅甸仰光海港而已。这是中英间的主要矛盾，未能及时揭露，合理解决。所以英国始而不同意中国远征军预先入缅布防，继而战争爆发，又阻止中国军队入缅；及仰光危急，英国才要求中国一个团、一个师；及我先头部队到同古后，它即对中国远征军实行缓运。

　　这样，英国政府的阴谋就暴露出来，它是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敌决战，更不是为了保全仰光这个海口。

　　中国迁就英美，放弃指挥权

　　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可是联合军统帅部并未赋予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指挥权，中英双方亦未就此点达成协议。可是蒋本人企图以这个头衔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他的做法是：“若要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说他要取得指挥权，必先让英国指挥一些中国的部队，然后在重要关头他自己亲自来指挥。在第三章里，我已举出一些事例。

　　但英方并不欢迎蒋介石，所以他不得已才下令中国远征军归英方指挥。蒋介石对此自不甘心，曾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令侯腾飞返腊戍提出七项条件通知胡敦，大意是铁道由我方守备，派副司令主持运输，划清中英作战地境。我派联络员到英军司令部，要胡敦将军答复上项照办后，我第五军始入缅。英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只要与它有利，它是什么也承认的。胡敦除了关于设置联络官一点怕暴露其不可告人之企图，因而未予承认外，其余都接受了。三月一日，蒋介石亲到腊戍指挥部署，企图对胡敦施加压力，取得指挥权。

　　英方另派魏菲尔来见，他们会谈情况我虽不知，可是指挥权的问题仍未取得协议。因为以后蒋介石召集五、六两军长指示说，魏菲尔判断日寇迟迟不攻仰光，系因渡色当河困难，但他判断是由于调查我军行动；并说，如敌人兵力在一个师以内，我应对其攻击，若有三师，则五军主力集中后方(按此系指他希、曼德勒以东以北地区)。由这些情形看来，蒋介石仍未取得指挥权。

　　蒋介石另来一手，在他离腊戍前又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腊戍，指挥中国远征军，并面命我“要绝对服从史迪威，对于英方有关问题由史迪威去办”。这就是在中国远征军之上，再加上一层重复机构。

　　史迪威一出头，英方看到胡敦经不起中美双方的压力，就改派亚历山大来继任英缅军总司令(当然英国还另有用意)。

　　亚历山大一到任，便下令放弃仰光。这时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指手划脚，不可一世，尤其史迪威派出的人员对英方人员十分傲慢。蒋介石以英方不通知中国即放弃仰光，非常愤怒，三月九日令第五军未入缅部队暂缓入缅。十一日正式令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十二日又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十二日，英方正式提出意见说：“史迪威与亚历山大间指挥系统不明”。史迪威日益感到亚历山大比胡敦更狡猾难缠，于十八日由腊戍飞渝，向蒋介石报告与亚历山大会商结果，并“请示将第五军主力集中于平满纳”。史迪威希望借中国远征军之力，在同古击灭敌人一部，以张大他的声威，从中取得中英军在缅联合作战的指挥权。史迪威由渝返缅后，因为二百师撤离同古问题和我闹翻，他就返梅苗向亚历山大报到，表示归英方指挥(据刘耀汉对我说，亚历山大在重庆返缅后，蒋介石曾给史迪威一封亲笔信要史归亚历山大指挥)。从此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前，把中国远征军完全任令亚历山大宰割，并派出他的喽罗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错误指示。

　　最后他和罗卓英两人丢下大军，只身逃往印度，造成中国远征军的惨败。就中国方面说，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应负最大的责任。

　　史迪威逃往印度，还幻想凑合一部分兵力打通滇缅公路，一九四二年七月间曾草拟了一个“反攻缅甸计划”，作为他在缅甸指挥无方遭到惨敌的“遮羞布”。此案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一直酝酿到十二月间，因英国自顾不暇，美国也不同意，并未实行。以后一九四四年间，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也不是照这个计划从仰光登陆而是从缅甸北部密支那方面攻击。这也说明史迪威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当时中美英三方具体条件，在失败后还写了一纸废文。

　　中国远征将领的失职

　　中国远征军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尤其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根本无敌人，谈不到战役)，更是惨败的关键。他把军队的“生地”(占领梅苗、棠吉门户；依据汤彭山脉为根据地与敌作持久战)变到“死地”(向乔克巴当址乱军队主力，又失守棠吉)，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

　　罗卓英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不，罗卓英不是一个糊涂人。

　　他明知我远征军作战的目的，其所以背道而驰，是他太“聪明”了。他觉得依靠美军可以拿到美国装备(在远征军反动集团中就在争这一问题)，可以掌握美国装备的军队，以谋升官发财。所以他到缅甸后就投到美国主子史迪威的怀抱，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甘心做美国的走狗。最后他丢开腊戍门户而不顾，坐视腊戍危亡而不救，并且同史迪威一道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当蒋介石听到罗卓英逃印时曾电我追回，但因他逃得太快，追也来不及了。以后史迪威在印度掌握中国军队的目的达到了，就控告罗卓英十大无能，把他赶回中国。这就是做走狗的下常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先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对于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可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应服从到如何程度，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后又未料到敌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

　　至于其他某些将领的无能，如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等等，也是惨败的局部原因。

　　我这篇述略，主要是揭露中英美三方的一些表面化的矛盾，说明惨败原因的关键，材料极不充分，分析也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对与不对，留待史家加以批判。

　　相关专题：抗日战场：中国远征军滇缅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