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能不说的话题——成都军区某通信团开展青春期健康教育的经历

　　彭光明 杨蕊丁 本报记者 杨彪

　　尴尬 青春期问题越回避越困惑

　　对异性的爱慕、莫名的冲动、性意识的觉醒，导致年轻战士经常会遇到一些青春的烦恼。成都军区某通信团对青年官兵获取相关知识的途径有过一个调查，状况令人忧虑：不少战士坦言自己有关性的知识主要来自地摊文学；一些战士说战友间摆“龙门阵”使自己对性问题有了朦胧了解；个别战士当兵前曾涉足色情网站；极少数官兵关于性的知识是一片空白。

　　据记者调查，个别基层单位不分青红皂白把年轻战士性意识的觉醒，看成洪水猛兽一般。二级士官小王向记者述说了自己的一段真实经历：他曾因经常购买和阅读《人之初》、《恋爱婚姻家庭》等婚恋和生活类杂志，被连队当成事故苗头，把他列为“个别人”，弄得他整日心事重重。类似这种家庭生活和生理卫生方面的正规期刊，被当成“禁书”的事在该团时有发生。

　　由于长期的封闭，一些年轻战士的性心理发生了扭曲：有的不能以正常的心态与异性交往；少数大龄官兵对婚恋问题缺乏基本的信心；个别战士见到年轻女性就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困惑 教育者面临两难选择

　　现实的教训也曾深深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部分带兵干部心里明白，青春期的困惑是个现实问题，靠捂捂不住，想回避回避不掉，堵的办法并不可靠。该团副政委、原二营教导员曹蓉鹏说：“这个教育，我当教导员时就下决心要搞，但一到实际运作就困难重重。”

　　曹副政委似乎一言难尽：“遇到的最大问题莫过于思想难统一。”青春期教育在该团基本算是个盲区，要一下子走进课堂，人为的阻力可想而知。有人说，性知识可以无师自通，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做法就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认为，青春期教育有点像烹“狗肉”，狗肉难上“正席”，且好吃难做，一旦度把握不好，会好心办坏事，善意变成误导。还有人认为，敢“吃螃蟹”虽然精神可贵，但容易自找麻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教育者本身对这个问题也难讲好讲透。”政治处主任贺斌坦率承认，全团能把青春期教育课讲得像模像样的人真是太少了。青春期教育既有生理知识，又有心理知识，全团政治干部虽然大部分是“过来人”，但要把这个敏感话题搬上讲台，一些平时能说会道的教导员、指导员就变得支支吾吾、面红耳赤。

　　由于种种原因，青春期教育在该团历经一波三折，试点的营连虽然做过一些努力，但争论还是原来的争论，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教育最终没能光明正大走上台面。

　　出路 把青春话题坦然摆上桌面

　　前年6月，一些基层单位迫于青春期暴露的问题和隐忧多多，担心一些处于“压抑”状态的战士出问题，再次向机关主动提出开展教育，畅通思想渠道。

　　“既然不能回避，就要坦然应对!”青春期教育的话题第一次在该团成为党委会议题。原政委梅健情绪激动地打破会议沉闷的气氛：“现在青春期教育已经走进了中小学课堂，小学生6年级就上生理卫生课，开始了对自身的认识，我们怕什么？青春期教育搞比不搞好，早搞比迟搞好，把性意识的觉醒当成罪恶的观念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为切实转变部分干部对青春期教育的片面认识，在2003年政治干部培训会上，团党委向全体政治干部一连提出四道思考题：异性相吸是丑恶吗？人类想了解自己的生理是错误吗？对异性的健康欣赏是罪恶吗？离女性越远就越品德高尚吗？四道问题虽然大部分人不难给出答案，却引发了一场广泛思考，也深深震动了全体干部，促使大家对青春期教育的认识趋于理性。

　　为切实抓好青春期教育，该团制定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依托地方资源搞教育，以外请教员为主讲好基本知识的大课；第二步，培训自己的教员队伍，立足自身解决问题；第三步，推进青春期教育制度化、经常化。

　　为抓好落实，他们采取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先是与成都市4所院校和医院建立了固定联系，并把成都市新都区卫生防疫站作为长期的咨询点，地方专家成为全团青春期教育的“常客”，定期对官兵提供辅导和咨询服务。

　　结合团队实际，他们建立健全了搞好青春期教育的机制，在团、营、连三级心理咨询站点把性心理咨询作为一个重要工作分支，热线电话全天开通，确保了官兵一般的性心理问题能及时得到疏导。

　　编余絮语 ●刘声东

　　“禁区”原本是误区

　　把思想政治工作比作“送货上门”，顾客有什么需求就当提供什么服务；把思想政治工作比作“治病救人”，病人有什么病症就当给予相应的诊治。这个道理应当是立得住脚的。如果把自己没认识的领域、没掌握的知识、没接受的观念、没理解的事物，都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禁区”，必然要把经常性思想工作引入误区；如果不及时走出这些误区，则必然要给经常性思想工作留下许多盲区。我们天天喊要迎接新挑战、研究新课题，说白了，就是要更快更好地减少禁区、走出误区、消除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