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宗利

　　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北部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民族宗教关系复杂，经济发展落后，一直是中亚地区最不稳定和犯罪率最高的地方。今年3月，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吉南部城市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局势首先失控，促使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发生更迭。

　　5月中旬，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安集延又爆发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骚乱事件，很多难民拥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造成乌吉边界局势高度紧张。中亚局势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我和摄影记者沙达提日前到吉乌边境地区进行实地采访，见证了贫穷、落后和动荡不安的费尔干纳。

　　检查无止无休

　　5月23日，我和沙达提乘坐从新疆喀什至奥什的长途公共汽车前往吉乌边境地区。在中吉边境伊尔克什坦口岸，我们很快通过了中国边防人员的检查，顺利出境。等到了吉国边境，过关速度变得缓慢。吉边防军人说，安集延骚乱过程中有许多犯人逃出，并且很有可能已经潜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他们奉命要严查乌兹别克斯坦的逃犯，从而延误了我们很多时间。但这仅仅是艰难旅程的开始。

　　从伊尔克什坦到吉南部城市奥什总共只有250公里的路程，正常情况下，开车几个小时就到了。车辆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缓慢地穿行在帕米尔—阿赖山脉之间。由于遭遇雨雪天气，道路泥泞不堪，汽车不时陷入泥坑。一天一夜过去了，我们才走了30公里。

　　由于这一路段人烟稀少，边防力量薄弱，经常有不法分子侵入制造事端。2003年，一辆从喀什开往奥什的长途公共汽车就是在这一路段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的袭击，车上20多人全部被打死，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吉尔吉斯斯坦方面明显在路上加强了警戒，临时增设了很多检查站，旁边贴着一些通缉犯的头像，对过往车辆和旅客检查得也特别严格。我们不断地出示护照，持乌兹别克斯坦护照的人更是受到“特殊照顾”，经常被单独叫下车盘问。

　　24日夜里，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终于驶入奥什市区，哨卡变得更多，汽车不断被拦下进行检查。吉军警表现出高度的警惕性，往往由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把住车门，另外的人查验护照。就这样经过了无止无休的检查后，直到25日凌晨，我们才赶到奥什，250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40个小时。

　　误入乌国境内

　　天刚放亮，我和沙达提就租车去吉乌边境口岸卡拉苏采访。司机叫伊科拉姆，长得很魁梧，是一名乌兹别克族的吉尔吉斯斯坦人，一直生活在奥什。他说，整个费尔干纳地区失业率很高，近一半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他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挣的钱也很少，不够养家糊口的，所以就买了辆车跑出租。

　　卡拉苏离奥什只有40多公里的路程，开车很快就到了。一进卡拉苏，街上的行人马上就多了起来，各个民族的都有。但从他们的穿着打扮来看，绝大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经常看见一个妇女带着一大帮穿着破烂衣服的孩子。看来当地人的生活确实艰苦。卡拉苏是一个跨界小镇，镇内基本上是平房，外墙大多刷着白色的涂料。一条约10米宽的河流从镇子中间流过。吉乌两国以河为界，以桥相连，桥东是吉尔吉斯斯坦，桥西是乌兹别克斯坦。桥上过境行人川流不息。由于吉尔吉斯斯坦这边的卡拉苏有一个大的商品市场，很多乌兹别克斯坦人都到吉境内采购货物，所以过境人员大都扛着大包小包，跟赶集似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两国公民跨越国界可以如此轻松，吉边防军检查护照如同上车检票一样迅速、简单。而在桥的另一侧，气氛略显不同，一本护照要经过好几个穿不同制服的乌军警看过，才能出入境，但总的来说，放行速度也很快。总共只需几分钟时间，就从一个国度进入了另一个国度。

　　沙达提拿起相机，想拍几张当地人过境的照片，却遭到了一名吉边防军军官的阻拦。这时，我们才看到，已有数名赶来采访的外国记者被拦在一边。经过交涉，吉军官同意我们上桥拍摄对岸乌边防军照片，时限为5分钟。

　　沙达提一听到这句话，拿着相机就冲了过去，不断按动快门。我和另外几个外国记者紧随其后。突然，好几个背着冲锋枪的乌边防士兵冲了过来，把沙达提像抓小鸡似地拎了起来，拖向乌方境内。其他外国记者一看大事不好，回头就跑进了吉境内。当我看见沙达提被拉进一个由大巴车厢改造成的临时小屋时，担心他会出事，冲过去喊道：“千万别打人，我们是中国记者。”乌士兵看见又冲过来了一个，一顺手把我也拉进了小黑屋。

　　站在四五名全副武装的大兵中间，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白来一趟，一条稿子没发就出事了。一位军官进来对我们说：“乌吉两国以桥上的第六根柱子为界，你们已经进入了乌境内，所以我们有权对你们进行扣留检查。”我和沙达提赶紧向他解释了事情的经过，说我们无意冒犯，并把新华社社长田聪明写给乌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信拿给他看。他的态度开始缓和，把信件和我们的护照拿走了，留下士兵继续看守。

　　在随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每隔数分钟就会有一拨人进来询问我们情况，他们都穿着不同制服。我和沙达提则向他们反反复复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并强调中乌是友好国家。气氛变得越来越缓和，在士兵的要求下，沙达提还向他们展示了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他们都感到很好奇。我则和另外一名穿着便装的人聊天。最后，一个身材不高的留着小胡子的人进来对我们说：“你们已经侵犯了乌边界，不过，考虑到你们的无意和乌中两国的友好，我们决定放你们一回。”然后，乌士兵客气地把我们送回了吉境内。

　　司机伊科拉姆还在边界处等我们，我们上车继续赶往贾拉拉巴德附近的苏扎克难民营采访。从卡拉苏到苏扎克的最近的一条道路只有30多公里，但由于中间要穿越乌兹别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一块飞地，而我们又没有乌兹别克斯坦的签证，所以只有绕小道行驶了100多公里才到达。

　　苏扎克难民营设在两座低矮山丘中间的凹地处，由吉边防军人看护，总共有13顶大帐篷，每个帐篷里睡大约40人，妇女和儿童睡在一起。难民们总体上情绪稳定，看书、下棋、聊天、睡觉，干什么的都有。孩子们则在一块空场地里玩球。我们到的时候，吉尔吉斯军人正在为难民准备饭食。菜板上放着新鲜的牛羊肉和黄瓜等蔬菜。据介绍，这里总共有500多名难民，他们都是在安集延骚乱时逃入吉境内的。目前，这些难民如何安置成了一个难题。

　　被迫留起胡子

　　费尔干纳盆地杂居着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俄罗斯族等80多个民族，民族宗教关系复杂，族际和教派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加强了反恐力度，许多恐怖分子都逃到此处藏身，其中不乏伺机制造事端的“东突分子”。

　　在去奥什之前，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政府秘书长金平宇对我们说，费尔干纳盆地对汉人来说很危险，沙达提是哈萨克族人，去那个地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说，如果留起小胡子，倒像个东干人。从那以后，我就蓄起了胡子。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我一次胡子也没刮，居然长得有一厘米多长。

　　胡子果然帮了我大忙，让当地人很难分辨出我是哪个民族的。在被乌兹别克斯坦边防军扣留期间，一位哈萨克族军官还问我是不是哈萨克人。在奥什采访时，一位瑞士援助山区建设基金会的女工作人员听说我是汉族人时，嘴巴都惊讶地合不拢了。再加上沙达提能讲一口流利的吉尔吉斯语，他们还都以为我们是当地记者呢。

　　听说“三股势力”经常借着星期五做礼拜的机会进行煽动性活动，所以我们决定到卡拉苏当地的清真寺里看看。介绍我和沙达提前去清真寺采访的人专门叮嘱我说：“千万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否则恐怕会有麻烦。如果有人问，就说自己是日本人。”

　　我于是特意把自己的胡子修理了一番，还颇有点儿日本人的味道。

　　前来清真寺做礼拜的人特别多，尽管清真寺不是很大，却聚集了5000多人，其中有很多人是从乌兹别克斯坦过来的。当别人问我是哪儿的人时，我就用俄语回答说：“我是日本人。”正好当天还真有日本记者在那里采访，他们也就没有过多询问。不过，沙达提总是低声跟我说汉语，令我很担心，幸好没出什么乱子。　我们在奥什总共呆了一周时间。由于当地通讯设施落后，连最好的宾馆里都没有直拨电话，更不能上因特网，因此获取新闻和信息很困难。吉通社奥什分社社长卡米尔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对当地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的采访，也都是他帮助我们联系的。后来，我们发现有人跟踪，不安全因素增加，就决定离开奥什，前往比什凯克采访。这次中亚之行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