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学者历时3年共同编写的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预计今天完成印刷，目前在中国的印数是2万本。该历史读本包括靖国神社、民间赔偿、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慰安妇”等内容。中方专家向早报记者提供了部分书稿。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方主要编写者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步平昨日透露，9日将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外界推出这套读本。

　　中方另一位主要编写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教授也表示：“只要印刷厂完成书本的印刷工作，一周之内就可在上海上市。”

　　三个国家、三种文字、同一版本、同期发行，这本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编写名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新书，在二战结束60周年时面市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该历史读本在韩国和日本的书名为《开创未来的历史》。据介绍，这本三国历史读本主要记录了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之前到二战后三国共识的历史，并涉及了部分日本战后遗留问题。

　　该书共分序章、终章等6章，约20万字，并运用了大量插图，并附有历史文献作为佐证，客观公正地记录了中日韩三国在近代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

　　“这本三国联合编写的历史读本对于日本右翼教科书可说是一次正面较量，同时对日本青少年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读本。”苏智良说，“今年恰逢日本教科书审定年，加上目前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非常严重，尤其是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以来的这段时间，因此，日本国内很多教科书都回避了日本的侵略史。”苏智良说：“有了这次的成功尝试，我们今后在跨国联合编写历史读本上的步子还可以跨得大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联合朝鲜、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等国一起编写一些辅助读本。为将来东亚一体化做一些工作。”

　　一：早报专访苏智良教授，“这是和日本右翼教科书的正面较量”

　　早报记者 黄力颖

　　60年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以法西斯政权的覆灭而告终。60年后的今天，日本这个曾经让亚洲国家遭受巨大伤害的国家并未彻底认清自己的罪行。相反，右翼势力在日本国内日渐抬头，甚至编写了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为纠正日本利用教科书歪曲历史的问题，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了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日、韩两国的书名为《开创未来的历史》)预计将于今天完成印刷。昨日，记者专程采访了该书中方主要编写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教授。

　　体谅到这本读本在日本发行的需要，因此在某些问题的表述上中方学者也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写法。但这些所谓“妥协”的做法都是在日本承认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前提下达成的。

　　东方早报：您作为三国编写小组中方编写人员之一，您对《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哪些成果表示满意？

　　苏智良：首先，经过三年的努力，三国学者在很多原本存在争议的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这点非常不容易。过去三国学者在历史读本的编写上都各自为政，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本由三国学者认可的历史读本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三国学者在交流、阐述、争议中理解对方的想法，达成最后的统一，这是非常大的收获。

　　此外，这本书也应该算是比较详细的叙述三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所以，应该说这是这本读本很有特色的地方。

　　东方早报：中、日、韩三国历史问题分歧很大，你们怎么能够走到一起来呢？如在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以及当今热点钓鱼岛等问题，三方学者有那些分歧？

　　苏智良：在最后一次就书稿内容举行的讨论会上，我发现书中对“七七事变”的描述仅停留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响起枪声，战争爆发”。我当即就对这样的表述提出异议，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标志战争爆发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打的，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在讨论会上坚持现在可以在书中看到的表述“日军向驻守在芦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当然，面对这样的问题的确会产生很多争议，但在理解和尊重对方历史和感情的情况下，彼此还是达成了一致。

　　体谅到这本读本在日本发行的需要，因此在某些问题的表述上中方学者也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写法。但这些所谓“妥协”的做法都是在日本承认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前提下达成的。

　　比如在文字的运用上，日方学者同意在读本中使用“日本对朝鲜实施了吞并”这样的字眼，而不是像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中所表述的“日本与朝鲜进行了合并”。众所周知，“合并”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语，但事实上，的确是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对朝鲜进行了侵略。

　　该读本对于中国青少年来说，最新鲜、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它为孩子们提供了相当多关于朝鲜、日本和韩国的信息。

　　东方早报：相对其他历史读本来说，这本书最能够吸引中国青少年的地方在哪里呢？

　　苏智良：该读本对于中国青少年来说，最新鲜、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它为孩子们提供了相当多关于朝鲜、日本和韩国的信息。日、朝历史，尤其是韩国的历史在当今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内容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在这本历史读本中为这方面的内容提供了相当大的篇幅。

　　这本书叙述了从中国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历史发展，其中包括了朝鲜战争。在编写的过程中，韩国一直坚持，但凡涉及到韩国的历史一律要称韩国，而不能写朝鲜。但我和中方学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够妥当，我们应该以历史上的称呼为主。也就是说，在战前应该称朝鲜而不能用韩国。在大韩民国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后，可以分别称为韩国和朝鲜。不过，这样的做法一直遭到韩方的拒绝。为此，中日双方与韩方学者进行了多次交流，最终说服了他们接受这个称法。

　　这本三国联合编写的历史读本对于日本右翼教科书可说是一次正面较量，同时对于日本青少年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读本。

　　东方早报：这本民间推出的历史辅助读本的出版意义在哪里？

　　苏智良：首先，中日韩三国学者首次联合编写了一本内容相对比较完整的介绍三国历史的课外读本。由于三国政府间要实现此类合作存在一些困难，但民间却可以抛弃这些嫌隙，完成这样一本客观、公正讲述历史事件的课外读本。

　　其次，有了这次的成功尝试，我们今后在跨国联合编写历史读本上的步子还可以跨得大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联合朝鲜、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等国一起编写一些辅助读本。为将来东亚一体化做一些工作。

　　第三，这本三国联合编写的历史读本对于日本右翼教科书可说是一次正面较量，同时对于日本青少年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读本。今年恰逢日本教科书审定年，加上目前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非常严重，因此，日本国内很多教科书都回避了日本的侵略史。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却讲述了许多日军暴行的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三光”政策、慰安妇等内容。可以说，这是对上述内容阐述得最详细的一本历史读本。很遗憾，如今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几乎回避了这些问题，最多也就留下只字片语。

　　这本书在三国都不可能成为历史教科书，只是一个历史读本，因此它的发行量是非常有限的。目前在中国它的印数是2万本。由于这本书从一开始就不是按照教科书的标准去编写的，因此，要想让它成为中学历史教科书基本没有可能。

　　东方早报：据说在日本的发行量并不理想，而在中国也只是辅助教材，您认为能起到纠正错误历史观的作用吗？

　　苏智良：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我想日方的合作者会在提高发行量上做一些努力。这本书在三国都不可能成为历史教科书，只是一个历史读本，因此它的发行量是非常有限的。目前在中国它的印数是2万本。

　　东方早报：这本读本是否有可能申请成历史教科书呢？

　　苏智良：由于这本书从一开始就不是按照教科书的标准去编写的，因此，要想让它成为中学历史教科书基本没有可能。不过，我打算以私人名义购买几百本该读本，以捐赠的形式提供给上海的中学使用，希望以此扩大它的社会影响。

　　另外，我认为这本书可以向中国教育部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申请成为一本选修课教材。就上海而言，我们可以申请这本书成为拓展型课程的教材。由于这本书的篇幅不大、图文并茂，因此我认为它作为拓展型课程的教材是非常合适的。如果这个想法得以实现，那么可以使得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加社会化。

　　东方早报：这本读本何时能与上海的读者见面

　　苏智良：只要印刷厂完成书本的印刷工作，一周之内就可以在上海上市。

　　我认为有可能受到右翼势力的攻击。因为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中对包括“芦沟桥事变”在内的很多历史事件的表述都和我们这本读本中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东方早报：您主要担任了这本读本中哪些部分的编写？

　　苏智良：我主要担任了该书第三章的一部分、第四章和终章的编写工作。分别讲述了抗战、日军的暴行、战后的历史，以及战争没有解决的问题。东方早报：两年多的编书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苏智良：(深思片刻)最深的还是大家的责任心。其实这本读本的编写完全是民间的行为。大家每一次国内外开会的路费、食宿费都是自己掏的腰包。三国学者都非常敬业，每次开会讨论时总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甚至是在来回机场的路上，我们还在讨论修改书稿的问题。直到最后一次讨论结束。这种敬业精神真的令我终身难忘。

　　每次统稿会期为两天，在三国轮流举行，正式的会议一共举行了10次。两天的会期时间很紧张，每天的会议都会持续到深夜一两点钟。根据不同章节，我们分成6个小组进行讨论，由于中方学者大部分擅长日语，对韩语却不懂，每个小组除配有韩语翻译外，很多时候学者们都是在用日语交流。东方早报：在这将近三年的编写过程最艰辛的是什么？

　　苏智良：写法。包括我在内的有些中国作者在写书的过程中会显得比较的政治化。相比而言，国外的作者往往以讲述史实见长。因此，在写法上三国是在不断地协调的。所以，你即将看到的这本历史读本至少经过几十遍的修改才最终完成的。应该说，这是一本以叙述形式为主的，面向高中学生和市民阶层的历史辅助读本。

　　东方早报：这本三国联合编写的历史读本是否有可能在日本国内受到右翼势力的攻击呢？

　　苏智良：我认为有可能受到右翼势力的攻击。因为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中对包括“芦沟桥事变”在内的很多历史事件的表述都和我们这本读本中的说法完全不一样。所以，参与编写这本书的日方学者当时也很谨慎。但我们认为，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这点不能改变。如果在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那我们就根本没有必要坐在一起了。

　　二：《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书稿独家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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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日本军的性暴力

　　日本军队对中国的战争是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战争、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开始的。伴随着战争全过程的，是日本军队对中国妇女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性暴行。其暴虐程度、施暴规模、持续时间，在战争史上均是空前的。

　　个体强奸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除了剥夺中国妇女的生命外，还对其进行人身侮辱。日军每“扫荡”一地，伴随着目的在于重创占领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还放纵官兵，对当地妇女进行恶意奸淫。这种恶意奸淫不分昼夜、不分地点，从医院、庙宇、教堂，到校园、农田，都有日兵行凶的踪迹；从六七岁的幼女，到80多岁的老妇，都曾经遭受日军性暴力的魔爪。

　　1937年12月，日军第十八师团(牛岛部队)侵入安徽芜湖，事先未逃走的当地女性很多人受到性袭击：有的妇女被日军绑在门板上遭到奸污，有的妇女被逼赶，裸体在火中奔逃惨叫，还有些妇女被脱光衣服，双手反绑，头发全部集中绑在树上，被日军集体强奸，日军在发泄完兽欲后，竟把她们当做练刺杀的活靶子，全部刺死。1941年4月，浙江象山县的石浦沦陷，40余名妇女遭日军强奸、轮奸，其中年纪大的60多岁，最小的仅13岁。

　　集体轮奸日军官兵对妇女的轮奸现象十分普遍。在农村地区，日军驱赶妇女到广场上，逼使全体妇女脱光衣服，然后进行轮奸。1944年5月，日军第十一军一一六师团侵占湖南望城乡洪家洲，一名60多岁的老妇被2名日军轮奸；还有一名65岁的老妇因跛脚不及逃避，遭到3名日军轮奸。

　　日军官兵在满足自己性欲后，还拿受害妇女出气、取乐。有的用烟头烧受害妇女的脸或生殖器，有的往受害妇女身上吐痰、撒尿、拉大便，然后将其杀害。有的奸后被割掉乳房，有的奸后被用刺刀或木棍插进阴户，有的孕妇被剖腹取出婴儿摔死，有的赤身裸体被刀劈死，有的被活活烧死。

　　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遍及其在中国的占领区，仅据华北地区的统计，战争时期被日军奸污的妇女就有363000人。全国被日军奸淫妇女的数量难以计数。

　　“慰安妇”1931年底，日军指定在上海的4家日本风俗店为海军特别慰安所。1932年3月6日，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到达上海，为了防止发生更大规模的强奸事件，防止官兵中性病的蔓延，冈村宁次决定仿照海军的做法，从国内招募“慰安妇团”，设立一些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开始推广“慰安妇”制度。12月，日军在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屠杀中的军队，对女性的强奸更加肆无忌惮，军纪崩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军队性病人数大增，严重影响战斗力。于是日军迅速建立军队性奴隶体制，逐渐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河南、河北、东北、山西、山东、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地推广“慰安妇”制度，以使日军在“合法”、卫生的条件下，安全进出军队控制下的强奸中心———慰安所。

　　日军的性奴隶主要由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构成。她们没有人身自由，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遭受非人的折磨，其中相当部分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前被蹂躏至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军队又在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推广“慰安妇”制度。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人类文明社会的集体犯罪，是野蛮扼杀文明、兽性虐杀人性的典型反人道案例。日军掠夺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的途径：第一，使用暴力强行掳掠当地妇女。第二，设下各种圈套(例如伪装成公共汽车)，引诱妇女坠入陷阱。第三，日军占领一地后，依靠汉奸组织协助，以招工等名义欺骗妇女充当“慰安妇”。第四，将中国女俘虏强逼为性奴隶。第五，通过伪政权强迫征用妓女。(本章撰写：苏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