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3年一个周末的下午，放学路过县城新华书店的我，在书架上看到了秦牧的《艺海拾贝》。书中用鲜花百态讲艺术形式的多样化，用蒙古马的雕塑讲大胆创新……既新颖又形象，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在这之前，我还没看过这种寓理于事、形象生动的文艺理论书。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书店里的光线黯淡下来了，我还站在书架旁津津有味地看着。

　　年轻的女售货员走过来：“喜欢吗？买吧！”

　　我翻到书后看了定价：0.78元。我伸进衣袋的手又很快地掏了出来。“好……过几天、过几天买……”我语无伦次地说着，放下《艺海拾贝》，走出书店。

　　那天晚上，我老想着《艺海拾贝》，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我记起前几天经过县人委会（即后来的县政府）食堂时，那里在收购干柴。

　　第二天一早，我告诉父亲学校要加课，便从床底下找出一把砍刀，出了县城。我沿着蜿蜒的公路走了十来公里，到了一座名叫金厂梁子的大山上，用了两个多小时，砍了一担干柴。下午我把干柴挑到县人委会食堂后，累得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食堂的会计过完秤，递给我8角钱。我一下子来劲了，三步并作两步到了新华书店。可是，书架上已没了这本书，一问售货员，被县文化馆买走了。我问书库里还有没有，她说全县只进了这一本。我回家吃了饭后，又到文化馆去借，没想到书刚登记上架，就被人借走了，后来去了几次也都没借到。

　　没了这本书，我像丢了魂似的。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家，见桌上摆着一本《艺海拾贝》。下班回来的父亲告诉我：“县文化馆经费困难，连工资也发不了，上面通知可以折价处理一些图书，我就给你买回来了，4角钱。”父亲将桌上的书递给我，“你到金厂梁子砍柴的事我知道，你到文化馆借书的事我也知道……”说着，父亲的右手微微抖动起来。

　　那天晚上，我一口气把这本近15万字的书看完了。此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旁，从学校到插队落户的西双版纳傣族村寨，从被调去工作的县报道组到部队，从云南到北京，许多东西丢了，这本书我一直保护得很好。包书的皮儿坏了，我换上新的；书角打卷了，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压平，有空就读，常读常新。《艺海拾贝》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把我慢慢地牵进文学艺术的殿堂。

　　1970年的春天，正在插队落户的我被选为出席思茅地区“学代会”的知青代表，兼写一些代表在会上发言的材料。一位名叫于升鳌的军代表说我的文字很好，就是思想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一天下午，我将材料又改了一遍，交到于军代表住处，回来后乘空闲又拿出《艺海拾贝》看起来。忽然，楼下响起了锣鼓声、鞭炮声，我随手将书放在桌上，下楼想看个究竟。谁知返回后，见于军代表坐在桌子旁，铁青着脸。我意识到什么，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我和于军代表是这次“学代会”前才认识的，据说他是个大干部，副师级，一个什么工区的副政委，看上去很显老，近60岁的样子。那时我还没当兵，没听说过部队有什么工区，就称他老首长。此时，我们谁也没说话。过了一阵子，还是于军代表先开了口：“报上已经批判秦牧了，批评《艺海拾贝》了，你是写‘学代会’材料的，还是‘学代会’代表，怎么能把这样的书拿到会上来看呢？”

　　“我……我在农村，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不知道。”

　　“你……你……要从自己的世界观上找原因！”于军代表的脸色有些不好看，说话也不利索了，“不愿听……，吃亏的是你自己！”说完转身，“砰”地关上门走了。

　　待我回过神来后，发现桌上没了《艺海拾贝》，拉开桌子抽屉，没有，打开挎包，也没有。我的后背透出一股凉气，脑子一片空白，额头上沁出了冷汗。

　　我在屋里翻腾起来。拉开枕头，枕头下有一本书：《艺海拾贝》。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了又看，真的是《艺海拾贝》！我的心里涌上一股热流，两行泪水扑簌簌往下流，急忙追下楼去。于军代表已经走远了。

　　18年后的一天，在报社当编辑的我从本报三版上看到一则讣告，逝世的首长名叫于升鳌，其简历里任过某工区副政委。我找老编辑打听，得知他曾随工区部队执行过援越任务，其间被抽调到思茅地区工作过。我捧着报纸的双手，颤抖起来了。

　　一次，女儿见我仍像过去一样老看《艺海拾贝》，就说，这书再版了，装帧得很好，我给您买一本吧。

　　我说，不，这本最好……（来源：解放军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