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泰(北京)

　　最近“凤凰台”的“李敖有话说”的栏目里再次提出了1931年“九·一八”那一夜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在哪里的问题。当年“少帅”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口碑本来就不太好，又一枪没放就丢了东北三省，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上海《时事新报》同年11月20日发表的马君武的两首诗《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更坐实了张学良作为“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您想，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刹那间沦于敌手，而主政东三省的张学良却在北平与佳人跳舞取乐，而且诗中指名道姓，言之凿凿，这会激起国人多少愤怒。在大陆，近50年来，张学良是正面历史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也一直为他辨诬。

　　李敖先生说，胡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张学良。又说“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当时她不澄清，她不说她不认识张学良，并且当时她还很得意。为什么呢？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相乘的效果。她不否认的结果就是张学良背了黑锅，怎么解释也没有用”。李先生这段话对胡蝶有点不公正。其实马君武的诗一见报，次日明星影片公司连续两天在《申报》上以胡蝶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说根本没有此事。因为当时胡蝶确实是在北京出外景，公司怕引起众怒。著名的导演、编剧、演员张石川、洪深、郑小秋等人也纷纷刊登启事为胡蝶澄清事实。以胡蝶名义发表的声明里甚至说“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

　　那么“九·一八”那个夜晚张少帅在干什么呢？许多材料说那晚他在看戏。李敖先生也引一度做少帅副官的何世礼先生的意见说，那天张陪着何世礼将军的老爸何东爵士看戏，看到一半，突然来了电报，张少帅看了也未与何东告别，匆匆而去，再没有回到包厢里。何东觉得张学良失礼，还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发动事变的消息，才明白张不辞而别的缘由。这种说法似乎很确凿。

　　我看到过另一种记载，这是20世纪留法名人盛成先生的回忆录《旧世新书》中所提供的另一种说法。他说“九一八”这天，他到华乐戏院看戏，而且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后来沦为汉奸)唱戏。书中说“他不在南京办公，跑到北平唱戏，请帖送到了张继手里，张继又打电话给我，我们就一起去了”。我查了历史记载。1931年9月褚民谊曾到新疆出差，9月5日来到北平。盛的回忆录中又说：“这天，褚民谊唱的是《空城计》，演诸葛亮的是他的秘书。张学良也去了戏院，包厢就在我们旁边。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厢，结果送电报的找到了我们这儿。张继让我问一问情形，来人告诉我是东北来的紧急电报。我慢慢敲了敲张的门，门没有开。戏散后，我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一个紧急电报给你。’张一看很着急，拿着电报就走了。”(见《旧世新书》P16—17，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这个说法与李敖先生介绍的说法有许多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张未曾在戏演了一半时退场。盛的回忆中提供了一些细节。一是看戏的地点，华乐戏院，也就是今天的大众剧场，在前门外鲜鱼口里；二是当晚褚民谊演的戏，这很特殊，因为褚民谊是票友，又是高官，其公开彩唱，必然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三是张继与盛成一起看的，当时张继是国府委员，兼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盛刚刚做了他的秘书，陪他听戏，必然印象很深。现在出版的回忆录很多，但其公信力却在下降。盛成口述这本回忆录时也有八九十岁了，记忆也许有误。但其提供的一些细节又与历史吻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李敖先生说他藏有何世礼先生的日记，并在节目中亮给观众看。不知其中是否有关于“九·一八”这一天的记载，如果日记中有记载，并如李敖先生所说，那么这是最准确的。如果没有，何世礼将军也是仅凭记忆，那么盛成先生提供的说法似乎更值得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