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国际社会围绕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187个缔约国，在条约生效35周年之际来到纽约参加审议大会，一起探讨地球安全的未来。然而由于分歧严重，会议甚至连议程也是经多方协商才达成一致，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所面临的危机———一个“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从一开始，核武器惊人的杀伤力和近乎不可防御的特性，就使它具有了巨大的军事 威慑作用和政治效能。作为一种“绝对武器”，核武器自然引起了决策者们的极大兴趣，成为各国安全战略选择的一大考量。

　　冷战后，尽管国际局势总体趋向缓和，但地区冲突依旧此起彼伏，安全领域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与此相适应，各国的安全战略选择也依然迷恋以军事安全为主要内容和依托的传统设置，一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核武器的依赖与渴望愈加炽烈。而全球化带来的便利，也使他们更轻易地得手，核扩散遂大大加速。年前曝光的、以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尔·汉为圆心的国际核黑市，便是例证。

　　广岛、长崎上空的蘑菇云使人们意识到，核武器不啻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人类乃至这个星球的生存。作为回应核威胁的制度安排，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逐步成形，数次核危机的起伏跌宕也总是围绕着这一体制的核心———《核不扩散条约》而演变。但事实表明，现行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远不完善，它无力阻止下一个核国家的出现。

　　客观地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35年的历史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多少延缓了核武器及其相关技术的扩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核军控与核裁军的进展。但若用一个词来描述其功用，那只能是“聊胜于无”。

　　从中东到朝鲜半岛，一系列核危机的爆发，一再暴露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虚弱。而体制外的印巴则通过1990年代的核试爆自我宣示为核国家，核扩散自隐性演变为显性。目前，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俨然已构成“第二个核俱乐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缘何迫近了这失败的边缘？

　　原罪在于核不扩散体制的歧视性特质。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存在“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两种标签，五个核国家组成一个“核俱乐部”，并拒绝任何其他国家的加入。这其实就肯定了核特权的存在。而且，条约给上述两类国家规定的义务也不平衡———没有规定“有核国家”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却对“无核国家”和平发展核能重重设限。

　　而在硬件上，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始终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以切实保障各国、尤其是核大国履行其义务。35年来的教训是，仅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与决议，是难以维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尊严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的“核契约”中有一个基本约定，就是前者应向后者提供适于发展和平核能工业的技术，并逐步减少核武数量乃至最终解除核武装。但事实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核大国，往往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和平利用核能加强技术援助与国际合作的呼吁，更在提供和平核能技术方面依亲疏采取双重标准。

　　在美国，“不扩散”首先意味着维护自身的核优势及核威慑的有效性。它担心核国家的增多将掣肘其对外政策，尤其是限制了对所谓“邪恶”国家采取行动的选择，而这势必削弱美国“超级“实力带来的强大权力。在这里，美国的出发点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无疑是有冲突的。作为第一核大国，美国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

　　其实，核问题的实质就是核政治，核扩散与核不扩散之间矛盾源于核时代国际政治的冲突。在恐怖主义威胁蔓延、安全局势难言乐观的今天，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要想摆脱目前的危机，必须切实完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加强其权威性，全面平衡地促进条约“核裁军”、“核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能”三大目标的落实。惟有这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才可能摆脱“聊胜于无”的宿命，给全世界一个“生存”的响亮答案。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