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发现，一块谜样的铜牌浮出水面，它记述了另一段刻骨铭心的侵华血泪史。

　　526，日本关东军516部队的练习队，为其化学实验做辅助工作。516，少人听闻，却是与731齐名的“恶魔”部队。在侵华化学战中，它们如死神般吞噬生命。

　　铜牌的真伪至今还是一个谜，亟待解开。但它又适时地提醒了我们，抗战胜利60年 了，我们仍要时时警醒自己：血泪、屈辱、伤痛不能忘，不可忘，不敢忘。

　　2月23日，收藏爱好者张子山(化名)拿着一块铜牌来到本报。展示在记者面前的是一块长33厘米、宽19厘米、重1.1公斤的锈迹斑驳的铜牌，牌子上刻着三行繁体汉字：“芥子气制造车间关东军第526部队忠海兵器制作所。”

　　张子山通过网上搜索发现，“芥子气是日军在二战侵华战争中所使用的一种化学武器，忠海兵器制作所是日本生产芥子气的工厂，但我没找到有关526部队的记载，兴许这就是这牌子的特殊价值。”张子山如获至宝地对记者说。

　　于是，这块摆在记者面前的看似普通的铜牌立刻变得神秘起来。是张子山所说的这是北京首次出现日军526部队侵华的新证据，还是一块伪造而成的赝品？为了证实，记者随后展开了调查。

　　疑点一：发现时间 一次整理找到日军侵华新证？

　　关于这个铜牌，张子山是目前掌握信息最多的人，然而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他和妻子两个人对铜牌的来历却叙述得含混不清。

　　“要问我发现这个铜牌的具体日期，我还真不知道。”经妻子在一旁提示，张子山似乎猛然间想起来：“好像是2月10日，对，就是10日。”据他讲，大概2月10日下午，他从一个装有藏品的麻袋里翻出一块铜牌，铜牌上刻着的“关东军”字样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可能是一个和侵华日军有关的东西，而今年恰好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张子山的第一反应。“这铜牌是我两三年前从一个艺术品市场上淘来的，我刚买来时没细看，今年春节整理藏品才发现这上面写着526部队。我查后发现，历史资料上还没有关于526部队的记载。”张子山兴奋地说着。

　　具体从哪个市场购得，张子山表示他说不上来了。在记者的追问下，张子山的妻子说：“我们平时最常去的有潘家园、报国寺、大钟寺、菜户营的旧货交易市场，但我想不起来究竟是从哪个市场买的。”张子山和妻子将这种含混不清的记忆归结为“收藏家的习惯和特征”。

　　疑点二：主要用途 一种猜测526厂房门牌？

　　张子山提供的这块铜牌，除表层有锈迹外，基本保存完好，特别是三行字清晰可见。据张子山猜测：“这牌子可能钉在门框上或门墙上，日军526部队撤退时炸毁厂房，牌子被压在下面保留下来。”

　　但这种推测立即被抗日战争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陶副主任推翻：“首先，日军当年撤离齐齐哈尔时将大量毒气弹进行掩埋或投入河中，并不是炸毁工厂。其次，日军之所以掩埋毒气弹就是为了毁灭证据，因此不太可能留下门墙上的牌子。”

　　疑点三：所刻文字 一块铜牌所写文字不相干？

　　在进一步求证史学家后，铜牌的鉴定更令记者感到吃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步平是目前国内研究日军侵华战争生化武器使用方面的权威学者。听过记者的叙述后，他立即说：“这是北京发现的第一个有关526部队的物证，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疑点很多。”

　　“第一，芥子气在二战中是被国际公约所禁用的。因此日本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现在，都不会也不可能用中文‘芥子气’这一单词。事实上，日军所有与芥子气有关的化学毒剂均用颜色和代号。‘芥子气’的日语是‘イペリット’，但是当时除在化学技术层面使用外，在军队一律被称为‘黄一号甲’或‘黄一号乙’，绝对不可能公开写明‘イペリット’，当然更不可能写‘芥子气’。”步所长指着电脑里的资料对记者说。

　　“第二，日语中不使用‘车间’这一概念，当时日本生产化学毒剂的工厂车间称为‘工室’。这个牌子上的车间字样让人疑惑。第三，‘忠海兵器制作所’在日本广岛县竹原市，它与远在中国东北齐齐哈尔市的‘关东军526部队’的概念同时出现在一块牌子上没有可能。这个所谓‘芥子气制造车间’是属于哪里的车间？”步所长不解地说。

　　疑点四：铜牌真伪 一项求证日本学者未证实

　　对于这块铜牌有可能是北京首现的日军526部队侵华的新证据，哈尔滨市731罪证陈列馆王鹏馆长向记者证实：“馆内所陈列的关于731部队(主要从事细菌战)和516部队(主要从事化学武器研究)的证据是大量的文字和图片，包括日本兵的回忆和指证，类似这样的牌子我从来没听说过。”

　　为求严谨，步所长将这块铜牌的照片发给日本有关学者鉴定。2月26日，步所长告诉记者，少年时便在“忠海兵器制作所”做工的村上先生答复说，当时日军工厂并没有在门框上悬挂此类牌子的做法，而步所长的其他质疑，他也赞同。至此，张子山所提供的这块铜牌尽管还不能断定是一个赝品，但几位学者提出的疑点有理有据。到目前为止，张子山未能提供更可信的辅证和解释。

　　步所长曾担忧地说：“民间收藏和发现如果能为日军侵华史研究提供确凿的证据，那将是一件学者和社会都欢喜的事情。但不确切的甚至伪造的证据则会造成恶劣影响。对待这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严谨，要负责任。”最后这句话，他说得格外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