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则故事：宋代一诗歌“票友”，因会写几首歪诗而以“著名”自誉，且常以攀附名人为荣。一天此人与大文豪欧阳修同船过渡，无名诗人言谈中卖弄自己是诗坛大腕儿，与欧阳修是“铁哥们儿”云云，遗憾的是他并没见过欧阳修，自然不知道同船者即是欧阳修。听到这无名者的攀附，同船的欧阳修实在受不了，信口说得一首打油诗：“二人同乘舟，去找欧阳修。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这则轶闻，且不说确实与否，拿来讽刺那些动辄以著名自誉，或沽名钓誉，或攀龙附凤者，是再恰当不过了。

　　近些年来，媒体上“著名”二字忽然间使用频率高了起来。搞了几天新闻，便自誉为“著名记者”；写了几首诗歌，便自称“著名诗人”；写了几篇小说，便觉得是“著名作家”；唱得几首歌曲，也便以明星自誉，有的千方百计“借名”，有的恶意炒作“出名”，于是“名家”满天飞，处处有“大师”。然而，不知何故，这“著名”虽然时时见诸报章文字，给人留下印象的“著名”者却实在寥寥无几，反而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坛实实在在缺少像巴金、老舍、曹禺、范长江那样的“著名”者。细细一琢磨，又自觉是情理中事，“著名”泛滥于文坛而文坛又乏于名人，实乃是“著名”贬值后的一种必然。“著名”这一有特定含义的严肃之词，于今变成了逢场作戏、互相颂扬的客套话，变成了一顶可以随意互赠的桂冠。

　　其实，以中国文化传统而论，对“著名”向来是谨慎使用的。有句出自田夫野老之口但又充满哲理的话，倒是值得人们品味，叫做“人怕出名猪怕壮”。何以如此？因为你一旦有了名，你自然将自己的言行举止置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你的某些举措于常人或许视为正常之举，而于你，却常常成为人们私下议论的热门话题。这样的例子，生活中实在太多了。所以，真正的名人大家，视“名”淡如水，从来也不敢以名家自居。近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发现先生有许多关于“名”的著名论述。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引自《鲁迅全集》第7卷58页）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鲁迅先生对于“名”的观念。他不仅自己对名不屑一顾，而且谆谆告诫人们，“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289页）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从来不敢丝毫以“著名”自誉。他以文学解剖别人，鞭挞丑类，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对自己的文字，他自称“速朽”，也反对别人以“著名”加以赞誉。然而，历史却证明，鲁迅的作品是不朽的，至今仍闪烁着不灭的光辉。那些常常以“著名”自我标榜的人，却恰如瞬间的流星，一现的昙花。

　　这些道理似乎都不算深奥，但一俟联系自身，一些人却常常为“名”弄得晕头转向。当别人以“著名”称赞自己时，非但不能自制反而窃自欢喜得很；有的一旦有了点名声，就立即做作卖弄起来，时时处处摆出一副学者大人相，讲话作文云山雾罩地让人不懂，在我看，很有点旧戏中的小丑样。还有的把名声看得太重，别人称自己是著名，自己还真以为是那么回事，以为满世界都在注目自己，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百岁老人巴金先生可谓著作等身，自我评价创作成绩时，只有淡淡的一句话：说了一些真话（指《随想录》）。文学巨匠夏衍先生临终前评价自己：一生写了很多东西，只有《包身工》尚可传世。大师们大多是淡然看名的。我以为于为文者来说，大可不必将自己的那点成绩看得太重；哥们姐们廉价赠送你的“著名”，也大可不必当真，权当耳旁风，听听而已。（来源：解放军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