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多立太郎的名字可能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中并不陌生，《人民日报》人民网日本版上应该多次出现他的名字。此外，《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上也出现过这个名字。他去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国南方的报纸上也应该出现过。

　　我和本多立太郎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多年来，我们通过100多封信笺。我们之间互相赠有对方出版的书籍，我多次赴日，因为他去演讲而没有机会会面。而他来上海，我们也因为阴差阳错而失之交臂。这次，我们要见面了，就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日里。我们之间都非常的激动，他几乎每天来一份传真，我再从北京给他打一个电话。

　　今天他的传真中说：“我是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我希望见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我希望当着更多中国年轻人的面前谢罪，我反对日本教科书掩盖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行。

　　……为了能与更多的中国市民、学生会面、谢罪，我可以五天不停地说。

　　……我16日下午到北京，戴个黑边眼镜，戴帽子，是个形象丑陋的糟老头子。”

　　我给本多立太郎回电话：“你来谢罪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五天不睡觉可不行，还是要健康第一。另外，16号我去北京机场接你，你不用介绍你长相，在16号的北京空港，你肯定是年纪最大的旅客。”

　　是的，本多立太郎不但是年纪最大旅客，而且，他是中日15年战争最后一位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我非常希望这次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能够顺利进行。我衷心希望这位来谢罪的原侵华日军老兵身体健康。

　　二

　　8年来，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给我来过100多封信笺，主要信笺内容是邮寄他自己的通讯社出版的报纸。本多立太郎作为士兵参加侵华战争以前，在日本著名的《朝日新闻》工作。所以，本多立太郎直到今天还保持着报人的习惯。

　　本多立太郎的通讯社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应该被叫作“一个人的通讯社”。在这个全世界最小的通讯社里，他自己“组稿”，自己“排版”，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他自己的报纸上不但有“社论”，还有“评论”，有“杂感”。其内容，主要是发表投稿的日本国民关于战争方面的看法和对于现实社会的各种评论、批评。本多立太郎的报纸是手写的，再复印后就成了一张小报纸。本多立太郎的发行就是依靠邮局邮寄。

　　本多立太郎作为侵华日军老兵给我邮寄自己办的报纸的同时，一群中国八路军的老战士也把他们自己办的报纸邮寄给我。八路军老战士自己办的报纸叫《爱晚情音》，是一张铅印的周报。老鬼子和老八路各自报纸的区别在于语言不同；相近的地方是反思战争。我想，可能“耄耋之人”都是如此吧？他们有生之年的愿望正是希望未来不再重复他们所经历的残酷场面吧？

　　本多立太郎在1999年，就给我邮寄来一张委任状，他封我为他自己通讯社驻在北京的“分社社长”。我给本多立太郎写信：“幸亏是在今天，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非让红卫兵打死不可。甚至，连我爸爸都危险”。

　　本多立太郎不光自己办报纸，他还在日本国内四处演讲。他的演讲从1986年2月开始，已经演讲了19年，演讲次数是1027次，听众累计18万人。他演讲的内容是反对日本国在1931年至1945年曾经进行过的侵华战争，作为战争亲历者，他向日本国民众讲解他是怎么杀害中国战俘的。他坚决主张日本教科书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日本国的年轻一代，他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到：“如果谁还要发动战争的话，就让战争的列车先从我身上轧过去！”

　　本多立太郎的履历是这样的：

　　1914年生人，日本国北海道小撙市人。现在91岁，依靠年金生活。

　　1934年，在东京《朝日新闻》社工作。

　　1939年5月被召集入伍，8月在中国江苏省金檀县驻防。

　　1941年5月回国，1943年再次应召入伍，在北千岛驻防。

　　1945年8月日本战败，苏军上陆，作为俘虏被押送西伯利亚。

　　1947年8月回国，在日本金融机关工作。

　　1974年退休。

　　1986年2月开始在日本国内巡回演讲，现在已经讲1027次。

　　2004年12月获得日本国《为了和平媒体基金奖》。

　　本多立太郎的著作有：《想听西班牙波利舞曲》等三部书。

　　前不久，中日两国首脑在会晤时强调：应该加强两国青年人之间的交往。我想，本多立太郎的这次中国之行也是加强中日两国国民交往的机会。只可惜，战争已经过去了60年，作为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91本多立太郎应该算是最后一个人了。

　　三

　　原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这次的行程是这样的：

　　5月16日到北京。接受北京摇滚乐爱好者们的欢迎晚宴和采访。这些北京的摇滚乐爱好者现在一直在资助100名亲历抗日战争的中国政府军老兵。这次与侵华日军老兵会面，共进晚餐，完全是因为本多立太郎作为侵华日军老兵来谢罪的原因。中国国民对于谢罪的人物一直持欢迎的态度，不管他是首相还是士兵。我想：中国的“国民行为”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的政党、社会制度、社会格局、社会意识会随着历史的步伐变更，但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渊源一直会左右中国国民的思想和行为。

　　日本国右翼学者批评中国现行体制，说是“宣传爱国主义是煽动反日情绪”。这样的言论完全是无知和不负责任的。中国13亿人的思维状况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积淀所形成的，这并不是一个政党所能左右的。

　　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惟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致、信”观念是难以变更和替代的。这次北京平常摇头晃脑、文化先锋的摇滚乐爱好者们，愿意和侵华日军老兵在一起“共进晚餐”，这应该是文化的渊源在起着作用。

　　共进晚餐的还有日本国《赤旗》报的记者。他的疑惑象一挑担子，前面的筐子里装的是来中国谢罪的日本老兵；后面的筐子里装的就是摇滚乐爱好者其他的爱好。他对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感兴趣。

　　5月17日，来华第二天。本多立太郎去《人民日报》人民网的《中日论坛》做客。本多立太郎一直强调他不代表其他日本国民的想法，他只代表他自己。我想，即使代表自己，也会有许多中国民众关注，因为他是最后一位来华谢罪的老兵。

　　5月17日下午，如果91岁的本多立太郎老人健康条件允许的话，他将去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中国的学者们对话。

　　5月18日，来华第三天。本多立太郎去《中国轻工设计院》与中国的建筑师们对话。《中国轻工设计院》曾经设计了位于北京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根据我的统计，在抗日战争中，受到战争迫害的中国人占现在中国家庭的1/30；而在战争中家属有死伤的比例在日本国是1/2。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除新疆、西藏外，都受到过侵华日军不同程度的迫害。比方身裹日本军旗的女演员的爷爷就曾经是新四军的战士，并且牺牲在战场上。所以，中国建筑师们希望和侵华日军老鬼子对话这件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5月19日，来华谢罪的第四天。上午，本来预定去《中国话剧院》，与正在排练中的表演艺术家雷恪生、张家声、宋戈、赵德成、王鹰、伍宇娟对话。可是，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被取消演出了。侵华日军老兵几乎天天在电话里问我：

　　“我希望向表演侵华日军的演员们讲解我作为侵华日军原士兵所犯下的罪行，我杀过中国政府军战俘，我们刺杀的、捆绑在一起的中国战俘把中国长江的水都染红了……。双手粘满中国人的鲜血可以洗下去，可罪恶感一直存在！”

　　我说中国的演员都七十左右，他们年纪大了，行动不便，集合困难。

　　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在电话那头儿急了：“我都92岁了！他们难道比我大吗？”

　　不过，侵华日军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去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战胜利60年，“人证、物证、口述史”。作为最后一位来谢罪的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希望在卢沟桥上给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王新华谢罪，并赠送自己思想汇集而成的三本书。他还希望向抗战馆研究部的唐晓辉部长等学者介绍自己的参战史，及心路历程。

　　5月19日晚，我们一同赴上海。

　　在上海，我们将去上海的凇沪抗战纪念馆。在那里，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准备下跪，以这种体态表达内心世界谢罪的心情。凇沪抗战纪念馆的沈建中副馆长还将引领本多立太郎参观当年他们攻打进来的罪恶历史。

　　本多立太郎多次给我写信，提到他们部队的江苏强掳中国少女为性奴隶的事情。

　　“为了军事机密，侵华日军大军官使用日本慰安妇，小军官使用朝鲜半岛的慰安妇，士兵抓中国的小姑娘充当性奴隶。于是，军官们就常常到士兵的慰安所来使用年轻的。于是，就发生矛盾……”

　　三年前，我把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介绍给了上海的苏智良教授。这次，中国慰安妇研究学者苏智良要在上海见“最后的证言者”本多立太郎。

　　本多立太郎作为来谢罪的最后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在上海，他还要接受《中国918网站》吴祖康的采访。本多立太郎和吴祖康的共同之处有两点：

　　其一，都是个人的媒体。

　　其二，都在反思战争，在宣传和平。

　　本多立太郎在江苏省金檀县驻防多年，他这次来谢罪还希望去金檀县看看。他在来信中说：“我心里真是忐忑不安呀！我们侵华日军在60多年前，在那里犯下过无数战争的罪行呢。我无比担心，我不知怎样才能面对江苏省金檀县的人民……”

　　我给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写信：“……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尤其对来谢罪的侵华日军老兵。我们应该不断地重温历史，我们应该面向未来。”(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