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去世之后，人们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了他抄录的一则寓言，原文如下：

　　“为什么你的歌这样短？”有一次有人问一只鸟儿，“难道你的气不足吗？”

　　“我有很多歌”，鸟儿回答说：“我要把它们全部告诉世界。”

　　寓言短得仅仅50个字，但这却是契诃夫毕生从事文艺创作的座右铭。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契诃夫是一只爱唱短歌的鸟。他的作品《小公务员之死》和《变色龙》，前者仅有1596个字，后者也不过2053个字，然而，却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两朵奇葩。写短文，求简洁，是契诃夫执著的艺术追求。

　　在提倡写短文方面，与契诃夫齐名的，还有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马克·吐温有一则流传很广的轶闻。有一次，有人向马克·吐温讨教说：“讲演词是长篇大论好呢，还是短小精悍好？”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适逢一个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五分钟后，我马上决定捐助50元。当他接着讲了十分钟，我就决定把捐助的数目减到25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小时后，我把捐助的数目减至5元。最后，当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哀求捐助，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反而从钵子里偷走了两块钱。”

　　故事的真假我想不必去细作考证，马克·吐温偷两块钱的行为也无须去作褒贬评价，重要的是，这则故事辛辣地嘲讽了那些拖沓冗长的文风，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审美心理。生活中，简洁、朴实是一种美，所以，会唱短歌的“鸟”常招人喜爱；而像传教士那样的自我卖弄的行为，却常常惹人讨厌。如果说在契诃夫生活的时代，短而精的作品就已经为人们所喜爱的话，那么，在时间日趋宝贵、人们生活节奏日趋加快的今天，对这样的作品的偏爱，则反映了人们更为普遍的鉴赏需要。

　　社会对短而精的文艺作品的呼唤，近年来逐年升高。诸如小报告文学、小小说、小剧本等征文活动，此起彼伏，目的只有一个：刹长风、唤短章。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你千呼万唤，好的短文却仍是凤毛麟角，那些长而空的平庸之作却屡见不鲜。明明是一两千字的短篇题材，却生拉硬拽，非要拽出一个中长篇来；明明是一集电视剧的情节，却节外生枝，硬是拉扯成十集二十集。小说长、散文长、电视剧长，甚至连以短见长的新闻作品也越写越长。然而，对长而空的作品，读者和观众大抵是不买账的，如马克·吐温一样，想从传教士的钵子里偷去两块钱的人，怕是不在少数。

　　其实，文艺作品的价值，决不是由作品的长与短来决定的，关键是题材本身，当长则长，当短则短。鲁迅先生的杂文，以千字文居多，但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被称为艺术的精品。何以如此？“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三点，应该视作为文的通则。

　　这个道理，能著书撰文的人，未必不明白，可作起文章来，却自觉不自觉地常常有犯“忌”的事。细作考究，除了短文难作之外，据说更大的原因，是因为时下的稿费是按字数计算的，文章长了，自然讨得便宜，短了，吃亏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为文总该要讲点文德，为了钱，把文章像橡皮筋一样拉得长而又长，为此不惜借用空话、废话来敷衍读者，那岂不是一种以文行骗的伎俩？当然，为鼓励大家写短文，对稿费的某些规定作些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对那些思想性强、艺术质量堪称上乘的短篇精品，打破惯例，以高稿酬加以鼓励，是必要的。

　　我这样说，并非一概排斥长篇巨著，那些具有史诗意义的鸿篇巨著，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时代所必需的。重要的是看内容。就目前来说，刹长风，唤短文，当是读者所至为期待的。（来源：解放军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