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全部推翻了此前的国际关系格局，而且彻底改变了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根基和方向。美国抛弃了“国父”华盛顿留下的外交遗产———孤立主义，越来越执着于威尔逊式的国家利益观；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仍然以挑战既存国际关系体系的姿态出现，但实力几经大起大落，至今还进路不明；德国放弃了进攻性的“国家主义”，转而采取了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却取得了国家主义难以企及的成就；法国不再把德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而和德国携手促成了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制度设计；英国彻底失去了世界政治中心的地 位，依靠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维持了世界大国的“美丽假象”；意大利再也无法玩看风使舵的游戏了，被迫以配角的资格融入新的欧洲安全体系。

　　美国 断裂的历史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的“生产奇迹”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39年的886亿美元猛升到1945年1350亿美元。黄金储备达到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储备的三分之二，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此外，美国在军事领域的地位也规模空前。除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常规部队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成功地制造了原子弹，给战后的美国外交以前所未有的力量。

　　正是在这一实力背景的支撑下，再加上走出了孤立主义情结的国民情绪和大众舆论，大部分美国人第一次接受了威尔逊式的国家利益观，即战后美国国家利益应以国际主义为取向，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不可分割。杜鲁门主义的制定、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柏林空运的运作以及对朝鲜战争的卷入均说明了国际主义已迅速成为美国战后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结果，1945年往后的20多年里，美国的全球战略在意识形态狂热、两极体系较为常见的安全疑惧的驱动下，以一种非常粗放和含混不清的方式过宽界定了国家利益。

　　到头来，美国在越南遭遇了它立国以来最大的失败。《权力的傲慢》一书的作者富布莱特指出：“美国对外政策是步古罗马和拿破仑帝国的后尘，过分扩展国外义务，结果耗尽我们的资源和精神力量。”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象征着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霸主地位的衰落。而日本、西欧等国的崛起所象征着的多极体系的渐露端倪、美苏时断时续的和谈所象征着的两极体系的逐渐软化，约翰·列侬的《黄色潜水艇》的大肆流行所象征着的美国社会波普的分化，均表明大致从越南战争结束起，美国的战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经过上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和接下来的里根主义之后，柏林墙倒塌了，浪费了许多人的许多时间来猜测将以怎样的一声核爆炸而告终的冷战以苏联的解体而无声无息结束了。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处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和与20世纪有许多根本性不同的21世纪之中，作为被称为自罗马帝国以降与国际体系中的次重要国家实力最为悬殊的美国，究竟该何去何从反而成为了一个世纪命题。毫无疑问，这个命题的最终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战和走势，甚至全球数亿人民的福祉。

　　俄罗斯 从边缘走向中心

　　20世纪出现过三个俄罗斯———沙俄、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联邦。三个俄罗斯都在不停地探索如何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自立于现存的国际体系之外，或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些探索几乎总是殊途同归———俄罗斯对外国的仇恨和排斥。在俄罗斯国内，这种探索表现为斯拉夫文化的推崇者与西方化的支持者所构成的俄罗斯政治斗争的潜流。尽管在苏联时期，这一斗争被冷战的意识形态一度掩盖，但在解除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斯拉夫道路和西方化的道路之争便迅速成为俄罗斯刚刚形成的公共领域的主要话题，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是与西方文明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俄罗斯上个世纪在国际体系中的错位并不意味着它与这一体系的脱钩。三百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是该体系中的一个政治主角。在拿破仑战争后，俄罗斯还是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之一。但1917年的革命使俄国破天荒地成了一个“革命的国家”，成了一个立志颠覆现行国际体系的国家。对斯大林来说，他与英美在战时会议上达成的安排和建立的机构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一个持久的国际体系的基础。二战结束后，俄罗斯又一次成为新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之一，但他们扮演这一角色的方式却生动地展现了俄罗斯与国际体系之间磕磕绊绊的关系———不管斯大林如何专横地强迫他国的革命服从苏联的需要，不管赫鲁晓夫决心在加勒比海挑动与美国的战略危机多么不符合其正统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要求，也不管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多么死气沉沉，这三位领导人在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不肯接受二战后以联合国下的大国安全合作和经济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石的国际体系的合法性。

　　俄罗斯在国际体系内的地位跌宕起伏，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因它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而不同。上个世纪，俄罗斯尽管与多个大国有过结盟———1939年与德国结盟，二战中与英美结盟，二战后与中国结盟———但没有一次结盟是长久的。这些联盟的破产恰恰是因为它们之间根本不可能结盟，在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与其他大国的基本立场是与它们为敌。由于过于追求自己的安全地位，俄罗斯始终没有一项明智的、可持续的外交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之际，沙俄惨遭失败，解体以后又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强国；二战后，欧洲传统中心地位的丧失，使它一度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霸占了世界舞台半个世纪之久，但苏联的解体又使它的国际地位猛跌，在经济上一头栽入了第三世界。欧陆诸大国中，只有俄罗斯一家在战后仍经历了这样大起大落的悲惨命运，在新世纪已经到来时，也只有它一家仍旧吉凶未卜。

　　大起大落的国家命运似乎是斯拉夫人好走极端的民族特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战争与革命，联盟与解体，这块东西方文明的独特结合体带着二十世纪的沉重遗产步履蹒跚地走进二十一世纪。在新世纪里，俄罗斯用不断的庆典怀念昔日的光芒，彰显曾经的荣耀。也许，这确实是一种激发民族自豪感的有效手段，“不管怎么样，我们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胜利”。不过，对新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继续怀念过去，而是要面向未来，为他们的祖国在国际体系中找到一个新的安全而又有益的位置。

　　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在1962年就写到，俄罗斯几百年来的对外交往史，就是一部不断地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舞台中心的历史。新的一个百年到来之际，俄罗斯是否会又一次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滑开，它能找到自己的适宜位置吗？

　　德国 从战败国到欧洲发动机

　　1948年7月的一天上午，IG法本托拉斯原董事长的办公室里，面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位是美国驻德国总督、美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另一位是美英共同占领区经济委员会主任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克莱将军把后者召来的主要目的是，要他对自己擅自采取的取消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配给制度进行说明。结果，受邀者反而成了主角，在会晤中，这位操着柔和的弗朗科利亚家乡口音的巴伐利亚教授的论点赢得了前者的高度认同和赞许。从克莱将军的办公室离开之后，艾哈德教授开始着力兜售为振兴由于战败滑入破产深渊的西德而制订的经济计划，他把它叫做“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者“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从此以后，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为黑暗的三年”中走了出来。艾哈德教授面对着普遍的怀疑和反对，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他的经济哲学移植到了萌芽成长中的德国经济中去。在此后的二十五中，“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幼年的德国改造成了仅次于美国、苏联、日本的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之一。1961年，《幸福》杂志在形容德国时还称它是“经济上羽毛未丰的国家”，但到1975年，《纽约时报》在写到德国时已肃然起敬地改称它为“经济上的巨人”了。

　　现在再转过头来，德国从一个战败国到欧洲发动机的转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缘于德国“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抑或是因为德国从战后独特的两极国际体系中获得的“安全红利”，谁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观点。仅仅可知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风云变幻的数十年中，德国曾费劲心力，企图实现统治欧陆的政治野心———俾斯麦的“铁血”外交、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希特勒的“生存空间”，但最后，这些建立在“血”和“铁”之上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国家主义”不但没有达到它既定的目的，反而以在欧陆制造出一场又一场罕见的世纪杀戮的方式而终结。二战战败后，德国在四大国的共同管制之下被迫放弃国家战备和军力，并把战略目标集中在发展经济上以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德国就用数以百万计的汽车、机床、机车、重型工程设备、机器、发动机和其他出口商品在世界各国建立起了商业桥头堡，比希特勒用几百万军队对欧洲、苏联和非洲进行的失败的军事征服所建立的桥头堡远为稳固和长久。研究德国外交的知名历史学家乔菲教授不无深意地指出，德国在接受了邻国的管束后，反而比独往独来时候享有更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他从一个两次被整个欧洲所遗弃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

　　法国 借助欧洲发挥世界影响

　　1945年是二战全面胜利的一年，也是法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法国被邀请参加德国签署投降书的仪式和对德国的占领；同一年，法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恢复了对西贡的统治。法国似乎又从二战时的“屈辱地位”中恢复了过来，成为左右欧陆的传统强国之一。崇尚实用主义政治的戴高乐抓住历史赋予法国的机会高呼肢解德国，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危害欧洲一个世纪的“德国问题”。

　　然而，德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东西方争夺的焦点之一，美国和苏联都不愿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投向对方的阵营，但也不愿看到一个被肢解了的德国成为对方觊觎的新地缘政治真空。在这样的政策下，双方各自扶持自己的德国，联邦德国也迅速回归西方国际体系，而不再像一战以后被隔断在英法的凡尔赛体系之外。再加上英国凭借与华盛顿的“特殊关系”，保住了西方联盟的第二把椅，法国只能在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的双重约束下在西方同盟中屈居第三。

　　戴高乐之后的法国领导人很快就接受了这样一个新的政治现实，尽管它被重新赋予大国的地位，但法国人非常清楚自己已今非昔比，美国军队在欧洲的存在已成为法国对付来自东方和德国威胁的惟一力量。显然，控制自己的对德情绪、实现法德超越历史精神的和解，才是法国突破外交窘境的真正路径。1957年，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的政府首脑和外长在罗马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后来这两个条约被统称为《罗马条约》)，适时成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后来又以这两者为基础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1993年，根据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共同体升级为欧盟。欧盟的成立可以说是战后欧陆最为伟大的制度设计。

　　1958年，67岁的戴高乐重新执政，这又成了法国的一个转折点。此时的戴高乐已大幅修正了自1945年以来他所持的观点。他继续奉行第四共和国采取的与德国和解的政策。同时，他又决心在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时期再现法国的辉煌。戴高乐制定了一个气势宏大的计划：国内方面，他利用欧洲共同市场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国际方面，他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挑战。戴高乐认为，鉴于法国在经济规模、军事实力上已不是“庞然大物”，加强世界的多极化对法国要有利得多。为此，法国不再甘心对美国“俯首贴耳”，在对东方关系上，也积极倡导缓和政策，并于1964年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

　　蓬皮杜和密特朗时期之后，后冷战时代的法国继续渴望建立一个有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强大而统一的欧洲，但同时它又不愿放弃自己在世界事务中一定的自主权。可以说，法国战后的历史就是一部既与属同一体系的德国融合、又与同属一个更大的体系的美国刻意保持距离与自己的独特性的历史，而这一切也恰恰与全球化时代的英法语言之争一样出于同一个情结：法兰西民族的大历史情结。用戴高乐的话说就是，“相对衰落不等于甘居平庸。”

　　英国 “血浓于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与罗斯福保持了极其亲密的关系。两位领导人与斯大林一道，作出了决定各国人民命运的重大决定。因此，战后英国俨然成了三大战胜国中的一个。它参与成立了战后所有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并顺理成章地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然而，英国的大国地位同样只是一个“美丽的假象”。巨大的战争损耗使英国濒于破产的边缘，战后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国家增生和非殖民化运动不断侵蚀着“日不落帝国”的海外资产。更最重要的是，至二战结束之际，国际体系已经彻底完成了“传统大国的衰落与侧翼大国的兴起”的战略转变，昔日处于世界政治中心地位的大英帝国早已“大江东去”。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一直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英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竞争力每况愈下。在此期间，英国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曾经令他们称雄世界的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并亲眼目睹了本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日益落到日本和其他欧洲大国的后面。面对蓬勃发展的欧洲统一趋势和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经济，英国也同样反应迟缓。

　　但英国人紧紧抓住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是比正式联盟更深刻的大国合作关系，其基础在于传统的友好和利益。在英国的国际关系学家那里，他们讨论和研究的重点是丘吉尔的“三环外交”中英国如何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与高级顾问在重新塑造战后的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在街头巷尾的百姓口中，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丘吉尔如何“像揣摸情人的心思那样揣摸罗斯福总统的意图”以及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的私人友谊。

　　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这种割不断的历史和文化纽带才使英国在战后六十年里维持了与之实力并不怎么相称的大国地位。早在1935年，英国首相鲍德温就曾在议会演讲中说，“我一向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论是欧洲或东方，抵御战争最大的安全将是大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密切合作。可能需要一百年才能达到这个期待的目标。”然而，美梦成真并没有花一百年的时间，从第二战世界大战起，英国和美国就因相互需要而结合了在一起，并一直结合到现在。

　　1983年，英国为支持美国对抗苏联在东欧部署的SS-20型导弹，相应部署潘兴Ⅱ型导弹；1986年，里根政府报复利比亚时，英国向美国提供了军事基地；1990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时，撒切尔夫人敦促布什总统坚决予以反击……战后60年中，几乎美国任何重大的外交、军事行动背后均有英国的影子。基辛格在评价东西方冷战最炽烈时期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话也一样适用于英国战后的所有其他首相：“他愿意与美国站在一起，即使面对核子大摊牌也无怨无悔。”

　　意大利 阳光灿烂的欧洲“角落”

　　意大利是欧洲大国中最弱的一个，但它始终在寻求机会来扩张和获得更多的权利。不过，正如俾斯麦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意大利的胃口很好，牙齿却极为差劲。”由于意大利缺乏军事威力，它的领导人始终倾向于避免与其他大国直接交手，除非其敌人将要失败或陷入另一阵线的泥潭。意大利最擅长的是仔细选择同盟伙伴，并引起其他大国的相互争斗从而使意大利从中渔利。它以这样一种假设来行动，即虽然意大利力量比较弱，但是它还是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大国之间的平衡发生倾覆。其他大国也认识到这一事实，所以都愿意对意大利做出让步来获得其效忠。

　　一战爆发时，意大利始终置身局外，与交战各方讨价还价，以便在卷入冲突时获得可能的、最好的待遇。在一战前，意大利曾经正式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结盟，但它在1915年5月却站到了协约国一边，因为法国和英国愿意向它提供比前盟国做出的更大的领土让步。虽然国际政治中没有道德观，但像意大利这样明目张胆地不讲道德却是少见的。研究意大利外交政策的专家保罗-克雷莫纳在1938年写道：“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从未受抽象的理念所支配，没有哪个地方比他的祖国更广泛的掌握将马基亚维利的警句应用于单纯的政治术。”

　　意大利的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在二战爆发后再次上演。1941年6月10日，墨索里尼不顾美国的多次警告，宣布对英国和法国宣战，意大利32个师向法军发起了进攻，法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当中。当天，罗斯福正准备去弗吉尼亚大学演讲，消息传来时，他怒不可遏，在演讲中愤怒的指责意大利：“1940年6月10日这一天，手持匕首的人从背后对他的邻居捅了一刀！”

　　二战最初几年，纳粹德国令人惊异的军事胜利“给了意大利史无前例的推动作用和行动的自由”，墨索里尼也将二战视为为意大利获得权利的极好机会。1940年8月，意大利占领了英属索马里。9月，侵略埃及，企图控制苏伊士运河，并图谋希腊和南斯拉夫。1941年夏天，意大利还向苏联宣战，并派遣了20万部队前往东线，那时苏联看上去是纳粹战争机器的又一个受害者。

　　但二战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意大利的这种“骑墙”外交。非此即彼的冷战两极体系让它没有了选择的余地，意大利只能以配角的资格被重新纳入新的欧洲安全体系，它以前所寄望的那种影响大国走向的内部平衡者的地位已成明日黄花。现在除了足球，意大利的影响大概也仅是欧洲性的了，在法德轴心坐拥欧陆基本走向，巴西、印度等国代表新国际体系前沿的全球冲击下，意大利只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欧洲“角落”。(黄毅 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