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解放军报》1月27日第八版刊登的高玉宝学文化的故事，使我联想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南疆军区部队指战员向文化进军的往事。

　　那时，我在南疆军区在职干部文化学校任数学教员。当时，部队一边搞大生产运动，一边学文化，热情很高。

　　驻疆十几万大军，无论是经过河西走廊和平解放新疆的，还是热爱祖国参加和平起义的，他们大多出身贫苦农民家庭，饱受过“三座大山”的压迫，因而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有一大半甚至还是文盲和半文盲。为此，新疆军区在动员部队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同时，要求部队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文化学习。

　　1951年，总政治部向全军下达了开展文化教育的指示。我们各部队普遍组织了编班上课的文化学习。当时给各连都配备了文化教员，团编了文教干事，团以上党委和政治机关都把打好文化教育这一仗当作重大任务来抓。当时，最迫切的是先要扫除文盲。在全军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基础上，各部队想方设法推动扫盲运动的发展。某军教导团文教组长陈仲玉研读了三种军队报纸，找出了1800个常用字，以此为基础，编写了识字课本，制成拼音卡片，由简到繁，认写结合，创造了“新速成识字法”，在刚从部队调来的战斗骨干文盲学员中，集中教学，突击识字，结果50天就摘掉了文盲帽，战士们普遍会认、会讲、会写约2000个常用字，进而大都能看报纸，甚至会写信了。

　　南疆军区抓住这个典型，举办“速成识字教学法训练班”，进行推广。当时所有官兵都沉浸在一片“向文化大进军”的氛围之中。部队中很快形成了你追我赶、互帮互学的氛围，甚至在路途上、劳动中，以及在上厕所和晚上熄灯前，也可看到大家在手划心记，念念有词。因之，部队普遍达到了突击学习半年、基本摘掉文盲帽子的目标。某师十团五连文化教员边国佐，就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他不仅教学得法，认真努力，使全连文化水平很快提高，而且帮特等战斗英雄连长杜立海摘了文盲帽，使他也能读书看报了。

　　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文化程度，按上级部署，南疆军区建立了多所“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要求所有高小程度以下的干部都要继续提高文化程度，能入校的入校，不能入校的按测验程度编班，不仅学语言也要学数学，甚至物理、化学和历史、地理，以求真正达到高小或初中文化程度。记得当时南疆军区机关还成立了在职干部文化夜校，设置了教室和桌凳，每晚都要上课和做作业。不论是首长，还是机关干部或战士，都要尊师重教，落下课要补上，作业要交上，到时要考试。就凭那几年的扎扎实实的文化学习，不少干部、战士还考上了军校、卫校，有的甚至上了大学，为部队和地方建设培养了有用的人才。如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就是那批学员中的优秀代表，他曾和模范教员王思门一起赴北京参加了全军文化学习积极分子代表会议。

　　此外，结合劳动生产，利用和群众广泛接触的机会，南疆军区部队还倡导干部战士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密切军民关系。在民族部队中，广大官兵在学习本民族文字的同时，也主动参加汉文、汉语的学习，这对促进部队建设，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也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某教导团还举办了维文学习大队，抽调120名学生兵专学维文、维语，招收了80名维吾尔族中学生入伍专学汉文、汉语。经过一年多的突击学习，他们基本变成了“小翻译”，被分配到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部队工作，后来大多锻炼成为领导骨干或专家学者，成了各族人民的好朋友，为边疆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来源：解放军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