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四月二十八日电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四月二十三日在亚非峰会上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强调，要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为帮助读者了解相关情况，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用《遵守中日间三个政治文件原则，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通栏标题，将中日间这三个政治文件一并刊出，并请亲历这些政治文件谈判的三位资深外交人士王效贤、徐敦信和王毅解读文件的谈判经过、历 史和现实意义。

　　曾于一九七二年担任周恩来总理翻译、一九七八年担任邓小平副总理翻译的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以其亲历《中日联合声明》全过程的史事说，众所周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焦点问题在于能否正确认识历史和解决台湾问题。

　　他说，在联合声明中，日方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方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出发，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从而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田中角荣首相的宴会上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为解决台湾问题，周总理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并把承认这些原则作为中日复交的前提条件。

　　王效贤说，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首先重申了“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明确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大平外相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还特别说明，“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有第八条，‘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粉碎了“台湾归属未定论”、“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等谬论。

　　他回忆说，周恩来总理在最后一次首脑会谈中高兴地对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说：“你们这次来是守信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说话算数。中国有句古话：‘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体现了这个精神。”田中首相回答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础就是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大平外相接着表示，“日本政府今后决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日本对台湾决不应该有，也决不会有什么野心。日本和台湾只维持民间往来和经济关系，而且要在不影响日中关系的情况下进行。”

　　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日本大使，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会长徐敦信，在一九七二年条约谈判开始时担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经历了条约谈判、缔约签字、互换批准书和条约生效的全过程。

　　他在题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巩固政治基础》文章中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由周总理设计、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同日本缔约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声明规定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二是双方确认都不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第三国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

　　他说，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东京的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邓小平副总理和福田赳夫等出席了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日本记者提出有关钓鱼岛的问题，邓小平回答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他指出，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他表示下一代比我们聪明，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徐敦信说，代表中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曾经说，条约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历史性总结，是真正反映了两国人民意愿、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这一条约既是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

　　现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的王毅在题为《“中日联合宣言”确立新世纪行动指南》文章中说，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日两千年交往史上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作为访问的重要成果，双方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日联合宣言》。如果说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联合声明》解决了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一九七八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法律准绳，《中日联合宣言》则在上述两个文件基础上，全面总结了两国交往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

　　王毅说，《宣言》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首次确认中日关系对两国均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明确了对方在本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

　　二是就正确对待及处理历史和台湾问题达成了新的重要共识。《宣言》中首次写明，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则首次以书面形式承认对华侵略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在台湾问题上，日方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三是明确中日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地区和世界意义，双方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一致认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王毅在文章中强调说，胡锦涛主席不久前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举行会见，郑重提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体现了我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三个文件的高度重视和开拓性发展。五点主张的核心是在新的形势下仍应恪守三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关键是要把表态和承诺真正落实到行动上。我们相信，只要铭记文件精神，不折不扣地按文件办事，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正确方向，就能克服困难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