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日本人在中国电影里的形象变迁 第2页:中国片里的日本人说什么话 第3页:大话扮演“鬼子”的中国演员

　　1895年，也就是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进行历史上第一次电影放映的那一年，中日《马关条约》让中国人蒙受了近代以来的奇耻大辱。次年，电影艺术传到中国。这仿佛是个恶作剧般的巧合，中国电影的发展似乎从一开始就与那面 绘着滴血太阳的旗子缠斗在一起，这一斗就是半个世纪。

　　整体性“恶”

　　在早期的中国电影里，外国人很少见。除了演员、服装、道具等匮乏外，编剧也实在对外国人提不起兴趣来。然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东北三省，次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从此，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935年，电通影片公司出品了以东北流亡青年为主角的《风云儿女》，为危急关头的中国鼓舞了士气，也为十几年后的新中国贡献了国歌，从而成为早期左翼抗战题材影片中最著名的一部。在这一时期的影片中，日寇的形象多以整体性的“恶”显现，没有细致的刻画，对白也不多，就像《指环王》中的妖怪兵团。

　　在1938年出品的影片《热血忠魂》里，导演让日寇发出了“只要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杀”的叫嚣，以此呼吁国人放弃幻想进行殊死抗争。1943年的《日本间谍》更是揭露了侵略者在东北屠杀、贩毒、武装移民等累累罪行，在早期抗战影片中属于题材挖掘得比较深入的一部。

　　1940年的《东亚之光》描写了一批日本士兵被中国军队俘虏后，从侵略机器转变为反战宣传者的故事。它的特殊性在于，在片中扮演日军的是30多个真正有过被俘和转变经历的日本士兵。

　　走出单纯的反面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批抗战题材影片，一直是中国人对那场战争印象最鲜明的画面，其中的许多对白直到今天仍然脍炙人口。而《地雷战》中那个裹着头巾，化装成中国农妇偷挖地雷的日军“地雷专家”的出现，则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每当有男士把纱巾之类的东西往头上裹，周围的人便会大笑道：“活像个偷地雷的！”

　　受“革命文艺路线”的左右，这一时期的抗战影片的正面人物必须“高大全”，反面角色必须“短小暗”。在京剧《红灯记》的彩色电影版中，日本特务鸠山一出场，画面立即变得阴暗而肃杀，青色的冷光令人不寒而栗。

　　1982年，中国与日本合拍了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影片以中日两位著名围棋家为主角，描写侵略战争给中国和日本的普通家庭带来的苦难。片中的日本角色终于摆脱了单纯的反面脸谱。

　　1985年，正值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影视界争拍“抗日”题材成风，相当一部分作品中都有某“厌战”甚至“反战”的日军士兵形象。电视剧《铁道游击队》中安排某日寇指挥官的妻弟担任了“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血溅津门》中更是让恶贯满盈的日寇指挥官死在自己勤务兵的枪下，后者随即饮弹自尽，死前无限追悔地说：“我不该来呀……”

　　徘徊在两极间

　　半个多世纪前的《热血忠魂》和《东亚之光》，几乎可以代表中国影片中日本人形象的两个向度。是“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还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国影片始终在这两极之间徘徊。于是，《七七事变》和《红棉袄绿棉裤》拍了，《南京1937》和《紫日》也拍了……

　　也曾有电影人试着去探索其他的向度。孙敏的《巧奔妙逃》和冯小宁的《举起手来》均试图用喜剧的方式演绎抗日战争，然而都未能引起很大反响。中国大陆毕竟是那场战争最为苦难的受害者，在日本不断出现“教科书”事件的时代，很难像香港那样悠然地创作《富贵兵团》和《上海滩赌圣》。当然，欣赏还是可以的。

　　于是，国产影片中完全出离上述向度之外，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就显得尤为稀缺。这其中，一个是《古今大战秦俑情》结尾，巩俐扮演的“林冬儿”再次转世而成的那位日本少女，虽只浅浅一笑，风流却已尽在其中。另一个是影片《天地英雄》中中井贵一扮演的日本武士来栖，在所有国产影片中，他似乎是第一个堂堂正正死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人。希望他不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