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女人麻烦，当军事记者的我还真碰到过许多麻烦。记得刚到报社工作的时候，领导派我到某地去采访一次军事演习。到部队招待所住下后，我看到房门上写的同住的人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敏”，很像女性的名字，可过一会儿却来了一个男的。他进了房门后，傻了眼，说：“你住这里，还是我住这里？”我也愣了，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会务组。

　　在会务组“主持”工作的是军区作战部作战处的一个上尉。他见了我就说：“你们报 社怎么派了一个女记者，乱弹琴！”我头一偏，似乎在问：“女的怎么啦？”他反应很快：“女的麻烦，我怎么安排你？”我拿眼睛盯着他至少有半分钟，心头的恼火一点点地往上冲。我一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给他扔下一句话：“没什么了不起，我去通信连女兵班住，女人也不会让尿憋死！”回到房间，我拎起行李就走。上尉追过来把我堵在门口，说：“不用费劲儿了，你就享受单间吧！”他一回头，也扔下一句话：“看不出来，这个女记者还挺厉害。”

　　此后几天，我不断地到作战部去送审稿件。《中军帐靠前指挥》、《一流连队一流水平》、《5次脱靶说明了什么？》等稿件不断发往报社。我发现，那个上尉的目光老是追踪着我。我不理他，心想：“你小子好好看看，女记者就是这样‘乱弹琴’！”回到军区后，我听说那个上尉到处跟人讲：“知道报社那个女记者吗？她可真厉害！”我心说，知道厉害就好！

　　如果说那一次是男人觉得女人麻烦，而1992年冬天的一次采访则是我自己感到女人有点麻烦。那年春节一过完，我便赶往位于大山深处的二炮某基地防化连采访一个名叫刘开旺的士兵典型。坐了一天车，我和当时基地的新闻干事何华、蒲国永终于来到连队。指导员侯希海指着连部对我说：“这里条件很差，你就住连部吧。”我问他：“那你们住哪？”他很随意地说：“嗨！到班里找一个又瘦又小的，往他被子里一钻就得。”我心里很过意不去，直说我来了就给你们带来了麻烦。侯指导员真诚地说：“记者同志，千万别这么说。你来了，我们高兴得跟过年一样！”他的高兴感染得我也高兴起来。

　　吃完饭，指导员递给我一个很长的手电筒，往半山腰上一指：“厕所在上面，没灯。你一定要打手电筒，小心摔跤。”晚上，我打着手电筒往半山腰上爬去。来到厕所门口，看见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女”字，我感到十分诧异。进了厕所，我发现足足有十几个茅坑，一字排开。站在那里，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一个男厕所，是连队的厕所。

　　从厕所出来，我找到指导员问：“这个厕所是连队的吧？”指导员说：“你放心，记者同志，没人上这个厕所。”我问：“那大家到哪上厕所？”指导员说：“村里。”“村里有多远？”旁边有个小战士说：“不远，半里多地。”“上个厕所跑半里多地，不行！指导员，你把那个‘女’字给拿下来。”指导员说：“没事，你放心使用吧。我们男的好办，急了，漫山遍野摆‘战场’！”看着指导员轻松爽朗的样子，我的嗓子眼直发热。

　　本来的想法是，住在连队不麻烦，没想到如此麻烦！我问何华和蒲国永，附近有没有部队的招待所，干脆去那儿住，不要弄得一个连队的人没法上厕所。他们很快和附近一个导弹旅接上了头。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行就转移到那个旅的招待所，每天早出晚归长途跋涉到防化连采访。

　　这一次，我依旧成功地完成了采访任务，虽然自己也感觉到作为一个女同志，在基层、在男兵的世界里有时是不太方便，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

　　1993年初，社领导派我到东北去办一个基层报道员培训班并组织一批稿件。同为记者的爱人当时正在广西边防采访，女儿没人带。幼儿园园长黄老师非常热情地要我将女儿交给她，可我女儿哭天抹泪就是不干，抱着我的大腿不放手。快要上火车了，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把孩子带上！

　　第二天凌晨5时，我下了火车。手里拎着行李，背上背着孩子，老远我就看到前来接站的部队同志，赶紧上前和他们打招呼。可他们把我扒拉到一边，说：“闪开，闪开！”我说我就是刘小渡，他们都愣了，一把将熟睡的孩子抱了过去。我愧疚地说，孩子没人带，就放在部队幼儿园吧。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记者同志真是太信任我们了！”

　　在基层办班、讲课、辅导、组稿、编稿，日夜加班，女儿也没来打扰我。要走的那天，女儿来了。抱着她的是个女上校。女儿说：“妈妈，我不走了，我有喻妈妈了！”原来喻大姐是这个部队卫生队的军医。这一个多星期，她为我担负起了妈妈的责任且对孩子的关心无微不至。看着女儿抱着“喻妈妈”脖子的高兴样，我的眼泪一不留神就流了出来。尽管背着孩子下部队，我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回报社后，稿件哗哗哗地上版，社领导说不错。可领导并不知道我带孩子下部队的事，我也不敢如实汇报。我怕领导说：“嗨，女人就是麻烦！”

　　多年的从戎生涯让我深深感到，即使在军营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天地里，女性仍然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去做自己渴望做的事。她所表现出来的成绩应该可以和她所放在学习和工作中的努力成正比。军营女性，一样可以收获精彩，一样可以有作为！（来源：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