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青山，没有绿水，只有一马平川的黄土地。古朴简陋的平房屋舍，青砖土坯围起的农家小院，还有那袅袅炊烟和咕噜噜咕噜噜的石碾声，伴着庄稼人打发着平淡的日子。这便是我的故乡，冀中平原上一个古老的村庄。

　　全村上百户人家，我家是极普通的一户。像村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一样，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不过，我家有一样东西比较特殊，足以让村民们羡慕，那就是我 家门楣上挂着的那个“光荣军属”的木牌。

　　说起军属牌来，村里人对我奶奶无不肃然起敬，都翘起拇指夸她是“八路军母亲”、“英雄老太婆”。就在我家门前那棵大槐树底下，奶奶盘坐在蒲垫上，一边嗡嗡地摇着纺车纺线，一边对我讲着当年父亲和叔叔争着参加八路军的事。那是1940年，冀中平原燃烧着抗日的烽火。当时，父亲担任本村青年抗日先锋队主任，组织民兵挖地道，烧鬼子的炮楼，真是豁出命来跟鬼子干。母亲则担任村妇救会主任，组织妇女们为八路军做军鞋、补军装，针尖刺落夜空的繁星，线儿牵走多少个月亮啊！那一年，村里开始征兵，父亲和叔叔兄弟俩抢先报名。叔叔考虑到胞兄身为村干部，责任重大，便毅然离开家门，投身抗日游击队。奶奶告诉我，叔叔当兵离家时，还光着膀子呢，奶奶急忙扯出一件粗布褂子给他披上，就那么走了。不久，汉奸带着日本鬼子来了，硬逼着奶奶说出叔叔和八路军游击队在哪儿，奶奶一个字也没露！鬼子用枪托砸奶奶，用皮鞋踢奶奶，折磨得奶奶死去活来，还把房檐上晒的高粱一把火烧光，用刺刀活活捅死了家里的那头猪，奶奶简直恨死那些日本鬼子了！

　　奶奶摇着纺车，讲述着铭心刻骨的往事，那嗡嗡的纺车声，也仿佛在诉说血与火的岁月……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新中国诞生后的一个春节前夕，奶奶带着我参加村里召开的慰问军烈属的茶话会，当村支书把一朵光荣花戴在奶奶胸前时，我第一次发现老人家眼眶里浸满了泪水，脸上的皱纹也舒展开了，老人家笑得是那么开心。

　　飘飘洒洒的雪花笼罩了大平原。平原上的村庄、树木、屋顶全白了，雪幕中，我家门楣上那“光荣军属”四个字显得格外红亮。蓦的，村里响起阵阵锣鼓声、唢呐声。母亲拉着我的手跑到街上，只见几位壮壮实实的小伙子胸前戴着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缓缓而行，人们齐声呼喊“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这是镌刻在我幼小心灵中最难忘的一幕。从儿时起，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并悄悄告诉母亲：“娘，长大了，我也要当兵，骑马戴大红花。”母亲高兴地笑了，抚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有志气！可你知道不，当兵可苦哇，你不怕？”我咬着嘴唇，摇了摇头。

　　珍藏在心底的一个美好夙愿终于实现了：1964年冬季，正在河北深县一中读书的我被批准参军了。可惜，已经作古的奶奶不可能知道这个喜讯，父母脸上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自豪与兴奋。接连几日，我家就像过年似的，包饺子、熬肉菜、烙大饼、擀面条，母亲巴不得把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拿出来让我吃个够。那天下午，母亲迈动两只小脚，到六里远的黄城镇上，特地为我买了一个洗脸盆，盆内的图案是绿叶粉荷，而且还有几条金鱼游于碧水清波之中，真是美极了。就是那一年，村里也有3个小伙子应征入伍，村民们敲锣打鼓吹着唢呐欢送。当那几位我熟悉的童年伙伴骑马戴着大红花从我家门前走过时，我向他们祝贺，并告诉他们：“我在学校也被批准参军了，咱们到部队见。”

　　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深县一中召开大会欢送应征入伍的学生，校领导还指定我代表应征入伍的学生在大会上发言。当鲜艳夺目的大红花戴在我胸前时，我欣喜若狂，眼泪竟夺眶而出。

　　父亲从40里外的老家骑着自行车赶来为我送行，我脱下母亲为我做的衣服，换上崭新的绿军装，对父亲说：“爹，放心吧，我到部队一定好好干，不会给你丢脸！”

　　到部队不久，父亲来信告诉我：我们家门楣上挂上了一块崭新的木牌，上面写的还是“光荣军属”4个大字。每天从早到晚，爹和娘看到那块军属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

　　参军远离故乡，我到了许多地方，不论是在繁华都市、崇山峻岭，还是在风雪高原、戈壁大漠，我都会经常想起我家门楣上那块军属牌，它是那么醒目，那么红亮，时时在激励我做一个合格的军人！（来源：解放军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