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马来西亚的海峡城市马六甲旅游，郑和留在该地的遗迹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在那里，我看到两尊郑和的全身石雕像。一尊较小，石色显暗，制作年代似已久远，陈列在以郑和小名“三宝太监”命名的三宝庙里；另一尊高约二米，是因三宝庙里的一尊郑和金身像失盗，而由当地华社捐资在福建泉州定做，不久前才运来的，暂时存放在三宝庙附近一家汽水厂的院子里，以待择地安置。两尊雕像皆身披战袍，腰佩宝剑，面部皆无须，当然是为了表明他既是武将又是太监的特殊身份。中国历史上的武将留下画像或雕像的，绝大多数都是如项羽 、张飞满脸虬须，除非青壮年时就战功显赫如赵云、杨六郎那样的武生。年老而以无须武生模样定格在历史画廊上的，郑和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郑和盖棺论定的历史地位中外都不会有什么异议：大航海家、外交家，也是了不起的海军统帅——率领一支在当时世界上空前庞大的船队，纵横太平洋、印度洋。但在国内和东南亚一带，几乎里巷皆知的他的名号，却是“三宝太监”——一个历经六百年时光而仍口碑不绝的世俗化昵称。从太监而航海家、外交家、海军统帅，这重复了七次、独一无二的命途跨越，是一个说不尽的传奇故事。追溯这跨越的轨迹，应该说是历史机遇成就了郑和。

　　不妨设想一下。

　　假设他没有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沦为难童，被掳之后继之被阉，送进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的宫里，他的才干便无从受到朱棣赏识。

　　假设朱棣从他侄儿朱允Χ手里夺取了皇位，却安于守成，无意改变朱元璋统治后期所施行的海禁政策，郑和的才干也不会在那样广阔的海域得到发挥，他个人的悲剧也就不可能演绎成英雄史剧。

　　假设他不是出生在一个回教徒世家，祖父和父亲不曾去过麦加朝圣，他从小没有习染《可兰经》和回教习俗，也没有信奉佛教，那么，着眼于沟通伊斯兰世界和佛教世界的明成祖，很可能不会把如此重任交给他。

　　更关键的一点：假设明初的国力不足以支撑郑和船队如林的桅杆和巨大的舵叶，远航西洋当然更无从谈起。

　　历史虽然不好假设，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往往得借助于偶然因素。不是吗？

　　明朝初期的国力以及郑和扬威海外的历史回声，在马六甲至今还隐约可寻。

　　那座三宝庙，那家汽水厂，都位于马六甲市郊一道坡势平缓的小山梁下。当地华人和马来族人都把那山叫三宝山。据说郑和当年曾在此安营扎寨。他在这里修建了仓库，囤物储粮；建起了修理厂，维修船舶和各类器械。马六甲河河口离三宝山不远，水军进出很方便。文献上记载，马六甲有过一座三宝城，可能就因为郑和的两万八千多士卒曾在这儿连营结寨。我在这座山的山上山下走了几趟，试图找出点儿当年城池的蛛丝马迹，可惜，除了传为郑和士卒所掘的两口井（其中一口就叫“三宝井”）之外，其它一无所获。只有一条连通此山的“郑和将军路”，似可间接作证。再就是山上的一万多座华人坟墓了。其中有无传闻中郑和随员埋葬的坟茔，已不可考。城墙的遗迹更杳不可寻。可当我在存放郑和雕像的那家汽水厂里，看到院子临山一侧围起的篱笆，心头忽然一动：文献上记载的三宝城，城垣不就是排栅吗？以排栅而不是永久性墙体为城垣，倒更符合郑和的身份和下西洋的宗旨：怀远睦邻。虽然他曾帮助当时的满喇加（即今马六甲）国王消除了外患，从而结成了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国王还曾率领妻子儿女和五百多人的庞大使团朝觐北京。但如修建永久性城堡，就有点儿喧宾夺主，赖着不走，形似国中之国，如同殖民主义者的味道了。再说，他肩负着遍访东南亚和西洋诸国的使命，时间也不允许他在这儿作长期经营。排栅易朽，这就是通常的砖石或夯土城垣结构在这里无迹可寻的原因吧！无论如何，郑和在这里有史可查的一些举措，表明了不容置疑的一个史实：他是把这个扼马六甲海峡的交通要冲当作中途基地，以便进出两大洋。很可能他第一次下西洋走马六甲海峡途经此地，看中了这儿的优越地位，也许是也看中了这儿的政治环境，便决意在这儿建立基地。以后六次他都曾来这儿休整、中转。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郑和航海事业的一个强大支撑点。他要把自己的视野拓展到更远的海域，这样的支撑点是必不可少的。

　　想想六百年前的航海条件吧！尽管郑和船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舶，但最大的也不过载重八百吨，全凭人力操纵桨舵。而航行所经南中国海域，有世界上有名的一级风浪区。我曾去过西沙群岛。正是六百年前朱棣在位的永乐年间，郑和船队南下途中发现了西沙群岛西南部的一个岛群，才有了“永乐群岛”这么个标志性地名。那次我是从榆林港搭乘一艘轻型护卫舰去的，吨位同郑和麾下的宝船差不多大小。恰遇八级风，风从东北来，舰向东南行，舰体摇晃得像个簸箕似的。舰上好些人都吐了，我躺在枪炮长的铺位上，一动也不敢动，稍一动弹就要呕吐。在马六甲寻访郑和遗迹时，我不禁想起这狼狈经历。那么，在十五世纪初叶，郑和他们是怎样凭着前蒸汽机时代的航海条件，从太平洋进到印度洋，直抵东非海岸的呢？毕竟，途中风浪之险恶以及由此带来的船只损坏、人员伤病乃至死亡，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而当他们一次次在马六甲基地维修船只，补充给养，治疗伤病，憧憬着新的邦交、新的地理发现和文明交流时，历史机遇正在疏离郑和。

　　永乐群岛东北的海域是宣德群岛。宣德是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在位的年号。宣德六年，郑和以近六十岁的高龄，奉朱瞻基之命第七次远航西洋。宣德群岛就是在这次远航途中发现的，所以用朱瞻基的年号为之冠名。这时候，离上一次远航已经十年。郑和也不得不在南京留守任上度过十年失意的岁月。以前六次，间隔的时间至多不过两年，甚至不到一个月。庞大的船队频繁远航，所需给养、器材、贸易货物以及用于结交番邦友邦的贵重赏赐品，耗费可想而知。明朝初叶所积蓄的国力尚可支持朱棣的雄心。到了永乐末年，对于如此巨大的消耗，朝中已有异议，明成祖也开始动摇。明成祖一死，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便以下西洋所耗太大为由，作罢了。他中断下西洋之举，也属不得不尔：财力物力已今非昔比。这个继位不到一年的皇帝死后，他儿子朱瞻基纵然有心把他祖父开创的事业再接再厉地坚持下去，但终究力不从心。据《明史》记载：船队的建造与更新，大量的供给和赏赐，朝廷已经穷于应付，以致“库藏为虚”。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便难以为继了。

　　这样的局面，郑和应该是想得到的。

　　当他最后一次来到马六甲，想必心情矛盾：他成就了史无前例的下西洋大业，但他痴心的船队能否继续驰骋远洋，却是一个未知数。况且他已年届花甲，纵不服老，当朝者也不能不考虑他的体力还能否承受。这一次回来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朱瞻基以降，明朝的国势代复一代走向式微，郑和船队起锚的号角便成了绝响。三宝城的排栅也从此废弃。

　　我在马六甲寻访郑和遗迹的时候，不免有几分抱憾：由于国力难支以及那个时代对世界认知上存在的局限，他未能前进到更远的海域，未能越过好望角，故尔未给我们更多的文明吸纳和地理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遗憾，也是航海界和史学界所有人的遗憾。但是，他把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和航海能力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改写了中国的航海史。这样一位海上先驱，是永远值得人们纪念的。（来源：解放军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