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国家防务战略报告和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对美军的防务和军事战略的目标、原则、联合部队建设与运用进行了规定和说明。总体上看，这两个战略报告继承了美军注重保持进攻态势、强调联合作战和注重技术优势的传统，同时源于更具扩张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战争行动以及多年来军事转型的实践，这两个战略报告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明显超过此前的报告。

　　一是将“保卫美国本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实行以攻为主、攻防兼备的“积极的纵深防御”。要求美军尽可能接近威胁源头、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靠前采取行动，将战争推向对手一边，必要时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保持在世界关键地区、交通要道和海、陆、空、天、信息领域的行动自由权。

　　二是兼顾作战与军事转型，同时作为“今天的战略和未来的构想”。提出“在打全球反恐战争的同时进行军事转型，在推进军事转型的同时进行战争和战争准备”。

　　三是注重战略效果，既强调联合部队又强调“战略联合”。提出要建设一支更灵活、更轻便、更有威力和网络互联的联合部队，要综合运用国家军事、外交、经济、金融、执法和信息工具，实现军事因素与非军事因素，军队与美国其他政府机构、盟友及非政府机构在效果上的合力。

　　四是更重视信息要素的作用。提出“信息行动能力是核心军事能力”，“进攻性和防御性信息战是在整个作战空间确保美军行动自由的关键”，强调网络中心战和情报与作战的一体化，提出“战略沟通计划”，在平时和战时发挥影响舆论的作用。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制定和执行军事战略事关重大。这两份战略报告为美军联合作战和军事转型提出了明晰的框架和原则。但放在世界的战略大格局下看，美国防务战略的悖论又是显而易见的，即没有摆正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战争与和平、军备与安全问题上，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到世界普遍关切的法理原则和作用与反作用的战略基本性质，对于美国在短期内不排除“有合理因素”的军备计划，从长期来看对世界甚至对美国自身是不合理的。

　　美国防务战略报告指出：“当前安全环境的主要特点是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呢？又如何去解决呢？其实，在这个新科学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同时发生的时代里，最为重大的时代性课题或许就是军事转型。它不仅直接影响世界安全与和平，而且从长远看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后患无穷的核军事革命殷鉴不远，如果再让新军事变革失去控制，人类文明的未来实难预料。这是横亘在当前与未来之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对它的求解，需要全球性的观念革命和战略协作。

　　美国军事变革的目的，是“用美国的规矩重新界定战争”。军事变革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对“绝对”军事优势和单边安全的盲目追求，引发普遍增强军备的势头，并有导致新军备竞赛、造成多边安全困境的危险；过高估计自身实力与过低估计对手实力的误判，造成美国对外政策军事化和轻启战端的倾向；退出《反导条约》、开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提高核武器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动摇了国际战略稳定的基础，增大了核战争的危险，加剧了有关国家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机。对海湾战争的观察，使印度有关人士提出，没有核武器不能与美国打仗。英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指出，美国增加了其他国家寻求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动力。随着作战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战争中军事逻辑压倒政治逻辑、暴力趋于极端的惯性有了新的触媒。从根本上说，以“先发制人”为特征的布什主义，是美国军事优势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的体现，是更为失衡的国际军事力量对比的直接后果。

　　新军事变革不会使美国更安全，却使世界更不安全，美国不可能把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世界的普遍不安全之上。单边的军备计划和单边军事行动，往往会造成世界安全的问题、增大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把危险带到当代，把风险留给后代。

　　美国国防部的战略规划在技术上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放在全球背景下则仍然发出与公理不和谐的音调。

　　美国防务战略的军事部署调整计划大有在军事上管理全球安全事务之势，但美国国防部的当务之急，却应是提醒美国人民支持国际社会的主流呼声：就信息安全问题和禁止外层空间武器化制定法规，对基因、纳米和非动能技术的军事运用做出明确限制，坚决地反对首先使用核武器、制造新型核武器、反对核扩散，推进核裁军，把维护国家主权作为世界安全稳定的基石，维护、改进和强化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多边对话、协商与合作体制，鼓励爱好和平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战争超出人类控制能力之前用文明的规则控制住战争，这才符合人类发展的最广大与根本利益。

　　为此，我们不能不说，美国国防部的战略报告仍然充斥着工匠而不是艺术的气息。毕竟，进行战争的技巧不等于维护和平的艺术。（来源：解放军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