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台独’、反分裂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谈《反分裂国家法》

　　《环球》杂志：刚刚结束的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可谓众望所归，这也是大陆方面近年来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采取的最重大举措，您怎样评价这部法的通过？

　　牛军：《反分裂国家法》在全国人大获高票通过，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对实现祖国统一所抱有的迫切愿望；也反映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样重大的原则，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占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反分裂国家法》在全国人大获高票通过，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种提示：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不可违背的民意；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未来将采取更多的作为、更积极的措施和更坚决的态度，来反对“台独”、遏制“台独”，促进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环球》杂志：人们注意到，大陆方面将《反分裂国家法》的英文译法定为Anti-Secession Law，而台湾方面将这部法英译为Anti-Separation Law。虽然一词之差，但显然各有用意。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牛军：从词义表达看，“Secession”这个词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比如在美国一些州的反分裂国家法律中使用，它有“叛离”的意思。这个词更准确地揭示“台独”分裂活动的本质，有其特殊背景。“台独”不使用“Secession”，是因为这个词点出了其“叛国”的本质。

　　另外，“Secession”这个词能够使国际社会更为准确地把握这部《反分裂国家法》的精神实质，理解我们同“台独”之间的矛盾本质是什么？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把这块领土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的外国行为叫侵占，本国一些人的分裂行为则属叛国，这就是事实。

　　《环球》杂志：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认为，反分裂法完全是被“台独”势力逼出来的。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反分裂国家法》是大陆方面为遏阻“台独”势力在未来数年间进行“台独”冒险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牛军：可以说这部法律是被形势逼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台独”势力越来越猖獗，给两岸关系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谈和平统一，提倡和平统一、国共谈判等一切方式，那时候和平统一的内容同90年代中期以后不一样。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两岸关系中的一个特别突出的政治问题，就是出现“台独”恶性发酵的趋势。因此，中国对台湾的政策有两个层面：反“独”和促统。这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既要推进统一，还要反对“台独”。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反对“台独”。

　　民进党的党纲里包含着“台独”的条文，它取得政权后，不断推动“台独”政策，走向“台独”的态势变得非常突出。李登辉一直声称，如果北京2008年奥运会顺利举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会迅速上升，而台湾将失去活动空间，因此必须赶在2008年前完成“台独建国”。

　　这也是大陆方面要出台《反分裂国家法》的一个直接原因。在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当前非常突出的任务就是反对和遏制“台独”。如果这股势力不被遏制，统一便无从谈起，台海的和平稳定会被破坏，两岸人民的福祉会严重受损，这个逻辑非常清楚。从实际情况看，在反“台独”问题上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应该说是推动国家统一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任务，甚至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这也是出台《反分裂国家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回答：为什么要立这部法？这部法为什么叫做《反分裂国家法》？就是要把海内外中国人的愿望明确反映出来，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民意到底是什么！

　　如果不通过立法将人民意志和国家意志清楚地表达出来，首先，不足以对“台独”目前还在膨胀的态势形成压力和威慑；其次，“台独”势力会心存幻想，并会“误导”国际社会和岛内一部分人，以为大陆面对“台独”没有办法，没有决心。民进党内部确有一部分人真的认为，大陆方面没有办法，只要他们坚持往“台独”路上走下去，大陆早晚要跟他们谈判，会吞下“台独”苦果。他们还以这样的谬论来欺骗岛内民众。

　　应该说，两岸关系原本有很多积极的发展空间。但“台独”势力蓄意“妖魔化”大陆，阻挠两岸关系发展，恶化台海局势，煽动民众对立情绪，使其“台独”政策正当化和合法化，“台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恶化。

　　中国政府发展两岸关系的政策是一贯的，但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如果不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统一就没有希望，两岸关系也无法发展。所以，决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主权领土的行为，在当前指的就是反“台独”。这在《反分裂国家法》中清清楚楚地表述出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环球》杂志：在人们印象中，法律似乎一般都是条款繁多、规定详尽的，可这部《反分裂国家法》仅十个法条，字数也不过一千有余，在表述上留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给人感觉“后劲十足”，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牛军：《反分裂国家法》是针对两岸关系目前状况，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这是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法理依据。就当前形势讲，这部法阐明了中国政府要尽最大努力，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国家的统一。

　　法律是制定法律者的意志的体现，《反分裂国家法》由全国人大零反对的票数通过，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意志。

　　当前一个突出的任务，就是要对“台独”形成强大的威慑，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从国家大战略角度看，必须要对威胁国家重大利益的势力保持足够威慑，这种威慑在某种程度上既要令对手清晰地了解国家的底线，又必须保持一定弹性，这是理论问题。立法不可能违反政府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常识，法律条文不可能全部解释、全部涵盖现实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现在的立法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立场。

　　在反分裂、反“台独”的问题上，《反分裂国家法》提出了使用“非和平方式”的三个前提，这三个前提明确表示，只要不出现“台独”分裂，我们都将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非和平方式是迫不得已的、最后的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手段。“台独”势力活动的目的已经十分清楚，而我们在《反分裂国家法》中就是要重点反映我们的国家意志。这样，才会对“台独”势力形成强大的威慑。

　　《环球》杂志：如何理解第七条中两岸可就“与实现和平统一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举行协商和谈判的表述？

　　牛军：所谓“其他任何问题”，简单说，就是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拿出来谈。比如，对统一后两岸之间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对统一后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有着怎样的预期等等。两岸对话和谈判的空间非常大。有些具体实在的问题我们能够考虑到，而有些问题从我们的角度可能考虑不到，对方有什么具体想法和要求，都可以提出来。

　　《环球》杂志：对于这部《反分裂国家法》，人们最为关注的恐怕要数第八条，因为它明确点出了使用“非和平方式”的三个前提，而这三个前提涉及到一个“界定”的问题，也就是说，判断“台独”是否“越界”由谁说了算？

　　牛军：首先要清楚的一点是，《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国内法，法律的解释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这并不等同于法条的执行在具体时空里的解释权。中国政府将依照法律，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什么样的情况属于“重大事件”做出判断。

　　事实上，所谓“重大事件”其实很难用具体的法条，以文字的形式做清楚的界定。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对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只是针对特定的台海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有明文，授权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点在《反分裂国家法》中体现得非常清楚。

　　《环球》杂志：《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在国际社会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岛内也是反应不一。您如何展望未来台湾方面的动作？

　　牛军：《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台湾方面的反应主要有以下特点：“台独”势力，特别是“台独”基本教义派，别有用心地给《反分裂国家法》“抹黑”，对这部法的实质和内容进行片面解读，煽动岛内民众情绪，想借此掀起一个“台独”高潮。

　　而在野党基本上可以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看待《反分裂国家法》产生的原因、它的主要内容以及它所试图达到的目的。国民党领导人连战、亲民党领导人宋楚瑜都表明了态度，认为台湾应以和平和发展为最主要诉求，不要煽动对抗情绪，以便两岸关系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他们同时提出，“台独”不代表台湾主流民意，因此，不能说《反分裂国家法》是针对台湾人民的。

　　对“台独”势力而言，一方面，《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令他们感到巨大压力，尤其是第八条，他们自然不会喜欢。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反分裂国家法》做出的反应令他们非常失望。

　　在全国人大讨论这部法之前，台湾派人到美国、欧洲、日本进行了大量游说工作，企图阻挠中国立法，企图营造一种对“台独”势力有利的国际气氛。但国际社会对这部法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支持和赞成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一类是表示理解，并认为其中有重要的积极内容，认为这部法律不能被解释为战争法，因为当中有很多发展两岸关系的条款；当然还有一类政治势力，对他们来说，中国做什么都不高兴，但即便是这些人所表达的东西，也没有达到台湾的期待，这就是“台独”势力面对的尴尬。

　　看清各个方面对《反分裂国家法》的态度，我认为，说这部法使两岸关系紧张是没有根据的。接下来，我们要帮助台湾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来理解这部法律，将“台独”基本教义派煽动岛内对抗情绪、制造挑衅事端的活动空间压缩到最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政府在以后处理两岸关系中的作为，国际社会和台湾民众对这部法律的实质和内涵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台独”势力操作的空间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环球》杂志记者/蒋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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