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廉 徐永强

　　近几场局部战争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实践表明，随着军事变革的深入和军队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一些传统的作战指挥理念已经落伍，我们需要从现代战争的实际需要和未来发展着眼，树立新的指挥观念。

　　在认知观上，由重“知之多寡”，向重“知的选择”转变

　　纵览人类的战争史，一切作战指挥活动都在验证着2500年前孙子的一句至理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温泉关之战，波斯军队知地形，了解到一条斯巴达人不知道的可以迂回于温泉关的小路，最终攻克了由李奥尼达率领的1000名斯巴达勇士把守的希腊门户——温泉关。如果李奥尼达事先知道在天险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致命弱点的话，他的指挥活动一定会改写历史，让波斯人无可乘之机。同样，赤壁之战，孔明、周瑜知天时，知道并利用了冬季长江上的反常风向，最终火烧百万曹军于铁锁船上。如果赤壁之战在春季发生，料想深通用兵之道的曹操是不会不对火攻有所防范的。由此可见，过去指挥活动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员掌握的“知与不知”的多寡。

　　当今，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虽然不可能改变“知与不知”作为指挥决策活动认知起点的地位，但它确实改变了“知与不知”这一对矛盾的平衡点。换句话说，“认知”的瓶颈已不在于有没有可供分析的情报信息，而在于能否在大量鱼目混杂的信息海洋中提炼出有用的信息，在于对不同价值信息的选择和取舍。也就是说，未来战场上，随着信息获取能力的提高，指挥员的认知重心已不在于自己知道的越多越好，因为并不是所有能获取的信息都有必要分析和掌握，都对自身的作战行动有决策价值。而要将有限的指挥决策时间，放在对信息的分析判断、去伪存真上，放在对那些高价值，经过选择的信息的掌握与运用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提高决策、指挥、控制等作战指挥活动的效益。

　　在知行观上，由重“行”轻“知”，向“知”“行”并重转变

　　战争史上的无数战例表明，当“知”的天平倾向某一方时，并不一定能确保这一方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因为，作战是一个“知”“行”统一的过程，仅仅拥有了“知”的优势，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够赢得作战的胜利，它只代表着一种胜利的可能，是胜利的必要条件。只有“知”“行”统一才是取胜的充分必要条件。

　　认知，就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的决策；行动，就是按照认知的结果，去实现预定的目标。作战就是一个认知-行动-再认知-再行动的循环过程。以往战争中，由于军队作战能力有限，战场范围较小、战争规模不大，作战持续时间不长，战场情况的变化总体上较为缓慢，因而指挥员常常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与分析较简单的战场情况，也容易对战场局势做出相对正确的判断。相反，由于受到作战指挥手段的制约，那时指挥员对部队的控制能力不强，因而部队执行命令的困难远大于指挥员“知”的困难。19世纪的“滑铁卢之战”，就是因为拿破仑的将军们没有能完全、准确地执行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才遭惨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伟大的拿破仑是输在“知”易“行”难上。因此，以往战争中，指挥员大都把他们的指挥活动重心放在确保部队如何准确完成作战计划上。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现代指挥员有了更强的战场感知能力和战场控制能力。与此同时，作战部队与武器平台机动能力的大幅提升，也使作战行动的认知与循环圈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天，战场上的部队行动已不再是独立于认知行为的一部分，而是转变为受认知行为指导、监视、控制的精确作战行动。可以说，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行动，已难分清它们还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于认知之外的行动。所有的作战单元都是整个作战指挥活动的一个终端，它们在行动的同时，也包括了为作战指挥收集与传递信息的认知行为。比如二战时一个坦克营发现当面之敌后，通常采取的方法是依靠自身的火力发动攻击以达成战斗目标，偶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能直接呼唤配属或加强的炮兵火力支援作战。而在现代战场上，这个坦克营作战的一般性作战流程可能是，先保持与敌一定距离的火力或侦察接触，尔后将当前情况上报，或直接与有能力支援的任何一架飞机取得联系，利用空中或其它力量，而不仅是自身火力，以非对称方式取得战斗的胜利。在这种条件下，这个坦克营的行动中，认知的作用远大于行动的作用。

　　由于认知与行动之间关系的转变，未来战场上，“知”难“行”易将成为指挥控制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此情况下，作战指挥自然应该树立以“知”为主，或说“知”“行”并重的指挥观。换句话说，一切作战指挥活动和作战行动都有必要从“知”而不是具体的“行”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行”成为了一个低层次的指挥活动，“知”才是现代高层次指挥艺术的体现。

　　在决策观上，由“各负其责”向“统筹兼顾”转变

　　传统战争中的作战行动，根据作战力量的大小、作战行动的规模以及所达成的目的，明显区分为战术作战行动和战役作战行动。可以说，传统战争中战略目的的达成，是依靠诸多战役战术目的线性累加实现的。

　　未来信息化战争中，战术行动的作战目的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使传统的战术目的、战役目的与战争的战略目的出现趋同甚至重合的现象。这就要求在作战指挥中必须改变过去分层决断，各负其责的方式，树立统筹兼顾，整体谋划的观念。

　　也就是说，战略指挥员不仅要考虑战略问题，还要兼顾战役和战术问题；战术或战役指挥员不仅要考虑自身的行动，还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运筹和谋划主要的战术或战役行动，自觉地将低层次的作战目标，与高层次的战略目标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而达到通过有限次数的战术或战役行动直接达成战略目的。

　　在时空观上，由“持久、三维”向“速决、多维”转变

　　据统计，历史上战争持续时间超出5年以上的在17世纪占40%，18世纪占34%，19世纪占25%，20世纪则为15%，战争的持续时间在不断缩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更新，到了今天，战争的持续时间和过程更加短暂、快捷，“谁赢得了时间，谁就赢得了胜利”。于是，作战行动的节奏越来越快，作战行动的时间概念已经由“分秒必争”发展到“决胜败于瞬息之间”。比如，美军入侵格林纳达仅用了4天，海湾战争不过42天，而以色列对贝卡谷地的空袭仅有6分钟。

　　现代战争在时间上不断缩短的同时，在空间范围内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由于以卫星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武器装备应用于作战指挥中，现代指挥活动的范围已突破了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进入到了陆、海、空、天、电五维，甚至心理网络等更广阔的空间。

　　面对时间的增值，指挥员在未来战场上必须要树立“速决”的时间观念。通过各种方法，包括发展先进的作战指挥手段、修改和简化作战指挥流程、调整作战指挥体制，减少指挥层次、扩大作战指挥信息的共享程度等，来提高指挥速度，缩短指挥周期，使对方无法适应战场变化速度，最终战而胜之。

　　面对空间范围扩大的情况，指挥员必须要有“多维”的指挥观念，将五维甚至更广的空间融入到作战指挥的视野中，将指挥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信息、心理、网络等新拓展的空间上，这样才会提高指挥效能，达成作战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