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陈言(北京东京报道)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他们不用来中国设厂，中国汽车产业不缺他们！”

　　放下电话，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涌上心头。

　　2月，某日本汽车方面著名企业的职员和两位日本大学教授要来中国做一个市场调查，希望得到中国产业、学界、政府方面的人士支持和配合。但是却遭到国内某大学教授的冷遇。

　　北京街头销售的报纸，学生、白领上网看的新闻上，关于日本的新闻多了——虽然常常是一些引起负面反应的报道。街上跑的日本汽车多了，商店里印着让人看起来非常费劲的日本文字的食品也越来越多了，但日本好像离中国远了。

　　走在日本的街头上，虽然和日本普通市民、学者，甚至保守政治家的交谈中，依旧有一份热乎乎的温情，但从报摊上买份报纸，便能看到冰冷冷的文字分析日中感情交恶。让人觉得日本媒体不是在主张超越隔阂，而是在煽动对立。

　　记者遭遇主旋律遏制

　　“我在工作上费力最多的不是写社论，而是在社论委员会上为那几十位同仁讲解中国问题，向他们解释中国的观点是什么，我们该如何阐述本报的观点。”日本一家大报的论说委员对《经济》说。

　　“懂中国问题的人只有我一个，提意见的、问问题的大多数是政治部出身的委员们。”论说委员一肚子的抱怨。日本的报道特点是，一个政治部的记者常年跟踪一个或几个政治家，政治家在日本影响力的积累过程，也正好和记者在报社影响力提升的过程相重叠。从政治部记者上升为写社论的论说委员，记者的言行代表着报社的观点；而写社论的论说委员们，最常接触的是他所熟悉的那些政治家，自然也会受到那些人的影响。

　　近墨者黑。在政治家的一些观点成为日本国家政策的同时，也成为了报纸报道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处理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反映在日本媒体内部的是，政治部出身的委员与国际部出身的委员们，首先要在一些观点上争论一番。“他们人数多，影响大，我则孤身一人。”论说委员有些沮丧地说。

　　论说委员也有强挺的时候。原《读卖新闻》论说委员，现任北海道大学新闻学教授的高井洁司对《经济》说：“并不是读卖新闻比较保守，那里的记者也都个个顽固不化。事实只有一个，一定让我在社论里写进其他委员的观点，那我只能是请委员会给足了版面，把事实和他们的观点共同写进去。”高井能这么做，但其他中国问题的论说委员能都这么做吗？难说。

　　日本的右派报纸《产经新闻》认为，他们现在仍然应该坚持1970年制定的“正论”路线：“站在西方阵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修改日本宪法、纠正中国的报道及在历史问题上的偏向(见2005年2月18日《产经新闻》社论)。如果产经内部没有这样的人才，他们就打破日本媒体不在圈内争夺人才的惯例，去其他媒体那里挖来能为之服务的人。“我们负责报道中国的人，是从别的单位挖来的。怎么样，对中国的报道有几分辣味吧？”产经的一个干部在东京问《经济》。他们最关心的恐怕是“辣味”够不够。

　　在日本舆论划一的背景下，当在政治上遏制中国成为一个主旋律时，个别记者的力量就很薄弱了。

　　媒体内部的政冷经热

　　“不要去谈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我们读日本报纸时，让人感触良多的是，日本媒体内部的政冷经热现象。读你们的政治版，好像中国成为了日本最大的敌人，再读你们的经济版，中国又成了你们摆脱经济危机的救星。”北京一家杂志社的记者在2004年12月17日召开的日中传媒论坛上批评日本时说。台下的日本媒体、传播方面的学者听了以后先笑了起来。

　　除了日本各个报社内部对华报道有矛盾外，报社与报社之间的报道态度也大不相同。共同通讯社记者古田康雄在同一个论坛上总结说：“朝日新闻认为，为了改善日中关系，小泉首相应该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读卖新闻把日中关系恶化的原因推给了中国，说中国批评日本政治家参拜神社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发行量为一千多万份的读卖，在中国问题上的保守观点在日本成为主流舆论后，解决中日间的政冷局势变得非常的困难。

　　但是中国媒体也不是没有偏颇的地方。

　　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对《经济》说：“我希望你们也报道一下日本的温泉、环境、纳税制度等，报道日本政府对老人小孩的关照、日本很少有腐败官员等等。”井出在日本大使馆负责接待媒体采访，中国记者在社会文化方面的采访太少，从中国报纸上看到日本，与井出生活的日本还有不少差距。

　　民调误差的反作用

　　学者功夫欠佳，做出来的民调结果激化中日民间感情上的摩擦，经媒体放大后，两国民间甚至要相互憎恶了。

　　2004年9到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做了一项中日舆论调查。该调查结果公开后，日本舆论哗然，好好地热闹过一阵子。

　　日本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对日本有亲近感的中国人，只有6.3%，不亲近或很不亲近的则有53.6%，回答一般的人为35.5%(注：日本研究所统计的百分比只有95.4%，没有达到100%。以上数字除可在媒体上找到外，可参考《日本学刊》2004年第6期)。他们得出了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强，应该引起中日双方的高度重视”。

　　不过，北京街头开日本车的人没有见减少，听日本音乐会的人把钱包中的最后几块钱都拿出来了，在日本文坛上褒贬不一的渡边淳一，在中国他的小说快把机场、书店的书架撑破了。中国民众怎么会如此“不亲近”日本呢？

　　在日本留学十余年，曾任神户大学副教授的刘志明，回国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当了一名研究员。刘志明对《经济》说：“中文中的‘亲近’是指亲密而接近，日文中的‘亲近’指的是关系不那么疏远。”刘志明没有多说，记者的理解是，日本研究所没有把中文、日文的意思搞明白，大概是把日本学者常用的提问方式，没有经过翻译就拿到了中国，结果得出了53.6%的中国民众对日本没有亲近感的谬论。

　　2004年11月23日，日本共同社摘译了日本所的调查结果，《54%的中国民众对日本没有亲近感》成为标题，第二天保守的《读卖新闻》详细地发表了该报翻译的调查结果，以后还在社论中谈到中国对日舆论的偏激。12月日本总理府的民调立即显示出了他们的结果：喜欢中国的人比率下降10%，讨厌中国的上升了10%。中日民众开始的相互憎恶，成了中日媒体的报道重点。

　　社科院日本所的一个翻译错误，在被刘志明指出以前，像发现了新大陆的消息一样，从中国传到日本，又从日本返回到中国，让两国民众的相互不信更深了几层。

　　邦交情绪化与政治僵局

　　中日两国媒体在报道上的摩擦，看似公正的调查结果披露，使中国民众对日本问题的敏感情绪增加。而一些官员的做法更有可能让摩擦加剧，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经济》记者去见一家日资企业的广告公司副总监张先生时，听他讲了这么一件事。

　　一个地方政府的团体要搞一次活动，希望能拉一些赞助，并找到了张副总监的广告公司。张总觉得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比较重要，想推荐一些日资企业去赞助。他刚把这个想法和对方说出，对方立即变了脸，说不用了。张总问，是不是对日本企业有意见。对方答不是。再问是什么原因。对方说：“我恨日本，我宁可不办这个活动，也不愿意让日本人来插手这件事！”

　　张副总监非常的诧异。一个应该比较冷静的政府官员，如此锋芒毕露地谈对日本的感受，在张总工作的二十多年里还是第一次见到。酒桌饭局上，几杯酒下肚，免不了露出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的真实看法。但大白天，两个非常冷静的中国人，突然在日本问题上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这让张总张开的嘴一直没有说出话来。

　　当把眼光从微观(媒体内的矛盾、民调、极个别官员的言论)转向宏观，展望中日政治格局时，似乎也很难找到中日政治关系在近期内能有所好转的迹象。

　　暂不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特意邀请李登辉访日、日本军事战略矛头直指中国这些现象，也不想去分析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义、外务大臣町村信孝的新保守派言论，从目前的中日两国的舆论上看，难以发现要求打破现状、在建设一个新的良好的中日关系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动向。(详情请见《经济》杂志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