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

　　国民军成军于1924年10月北京政变，结束于1927年4月下旬，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凡两年六个月。《国民军史纲》(刘敬忠、田伯伏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是刘敬忠教授二十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从青年写到壮年，如今已近于老境。拜读本书之前，我已被作者始终坚守学术殿堂的精神所打动。

　　国民军统帅冯玉祥 1882 1948 ，祖籍安徽，生于河北。行伍出身，辛亥前为北洋军第二十镇管带。武昌起义爆发，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后投入袁世凯新编左路备补军为营长。因陆建章关系 陆为袁亲信，冯妻为陆夫人侄女 ，三年后即升为旅长。1915年，冯所部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为冯氏起家资本。反袁护国战争中，冯支持蔡锷护国军，并参与促成陈宦宣布四川独立，予袁世凯致命一击。1917年出兵反对张勋复辟，坚主处分清室。护法战争中两次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依附直系曹锟。1921年，所部扩编为第十一师，冯任师长，兼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河南督军。冯与吴佩孚矛盾甚深，被吴排挤，转任陆军巡阅使闲职。但仍任第十一师师长，全师约三万人。冯练兵有方，虽无明确政治理念却重视军队精神教育。或作传统道德灌输，或作爱国救民说教，或宣扬西方基督精神，被誉为“基督将军”。

　　冯玉祥因发动北京政变而声名大噪。其一，是驱逐逊清废帝溥仪出紫禁城，乃其反清行为的继续。其二，是邀请孙中山北上，博得社会各方同情。但冯氏知识贫乏，不懂政治，玩弄小权术尚可，操持大战略则近于无能。既不能理解三民主义学说，也对国民革命信心不足。处境困窘时与孙中山联系较多，反之则少，功利实用色彩浓厚。冯在决定邀孙北上“主持国事”同时，又促段祺瑞复出。冯对张绍曾表示，由张出任国务总理，段祺瑞主军，孙中山任总统。企图协调南北，纠合各方，实现其“救国救民”理想。奉系张作霖为防冯氏独控北京中央政权，也竭力扶段再起。冯加段为“国民军大元帅”，张则拥段为“联军统帅”。当时已无军事实力的段祺瑞，事先参与政变密谋，利用张、冯驱逐直系，但不主张彻底消灭直系残余力量，用以牵制张、冯，维系政治均势，从中渔利；又允奉张军违约入关以牵制国民军，使冯处于劣势。张作霖则以拥段为名，排挤冯玉祥，窥伺中央政权。冯引狼入室，在政治上渐失主动地位。孙中山应冯之邀北上，于12月31日到京，冯既不迎候也不拜望。而在此前，11月24日段祺瑞已就任执政，总摄军民政务，统领一切。同日，奉张军进踞丰台。原先有利于冯和国民军的形势急转直下，大势尽去。冯无可奈何地提出辞呈，已无颜拜见孙中山了。

　　本书明确指出，冯玉祥在各方压力及名利诱使下，改变了政治初衷。他原来设计拥戴段孙合作，建立一个有左倾色彩的中央政权已不可能。他发动政变时毅然反戈，表现不凡，随后却瞻前顾后，摇摆不定，拱手将政权交出，恰恰是他军阀本质与个人性格使然。此后，冯由拥护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主张，一变而为参加段祺瑞召集的善后会议，更显露其军阀实用利己的政治特征。冯玉祥《我的生活》、李泰棻《国民军史稿》为这种行为开脱，不过是欺人自欺之谈。本书对上述历史真相的还原，有益于推动史学的进步，特别值得称道。

　　对大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长期存在重南轻北之弊。史学专著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重大历史作用，几乎不着笔墨。实则冯玉祥及国民军代表了当时摇摆于革命阵线和反动营垒之间的军政力量，其向背对大革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书作者早在1984年，就著文论述国民军在南口之役抵抗奉直两军的重大战略作用，本书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国民军在北方兴起之后，中外反动派对国民军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判断错误。一方面，他们视广东国民政府为偏师，不予重视；另一方面，竟把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一心想留在北洋军阀集团的国民军当作主要围剿目标。阴差阳错，历史竟赋予国民军充当“革命替身”的特殊角色。南口大战历时数月，牵制了直系军阀的主力，促使广东国民政府认清北方战略形势，下定决心出师北伐。冯玉祥及国民军加入国民党，为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创造了有利战机。南口大战，应视为国民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与北洋军阀集团决裂的标志。冯玉祥及国民军从此转变为有比较明确政治纲领并站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武装力量。后来的五原誓师，不过是把上述转变公诸于世。

　　国民军统帅冯玉祥从直系军阀倒戈，虽属二流军阀，却当红有年，备受世人瞩目。已出冯氏传记或国民军史书，或为自身与部属所写，颂扬过头；或为学者所著，受现实政治影响，只讲其进步一面，余者俱隐而不说。这与长期流行于世的某些学科宗奉“隐恶扬善”训条暗合，而与求实存真的史学第一标准相悖。本书坚持求实精神，对一系列重要问题予以澄清。除前述善后会议、冯苏关系、南口大战外，还有以下问题。

　　——国民军对奉、直军阀的求和、妥协乃至投降，不是斗争策略而是倒退表现；

　　——国民军内部矛盾斗争，过去基本无人问津，本书记其发展变化，由此透视国民军的政治倾向；

　　——冯玉祥及国民军对郭松龄反奉失败负有一定责任，违反《郭冯密约》，把本属盟友的奉系李景林部变成敌人；

　　——五卅运动中，冯玉祥及国民军有政治表演成分，且始终不忘洗刷自身“赤化”之嫌；

　　——冯玉祥与段祺瑞之间分合关系的演变，将冯氏反复无常、纵横捭阖的军阀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国民军与“三一八”惨案不无关系。冯玉祥在日记和《我的生活》中说他到蒙古才知道惨案发生，不是事实；

　　——国民军对直系军阀吴佩孚存有幻想，在试图与吴恢复关系过程中助吴死灰复燃。此外，本书对国民军与“首都革命”，与奉系矛盾发展激化，与孙传芳、阎锡山的关系，国民军内部各派系关系等等，都有详细论述和不同见解，摆脱流行的空泛陈旧之论。

　　20世纪前期的中国，列强操控，群雄并起，战乱频仍，国家多难。以枪杆子起家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保存实力和扩大地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之道。他们变幻不定的旗号，反复无常的行为，波谲云诡的权术，无一不为自身生存打算。1924 1927年间，国民军统帅冯玉祥在军阀群体中，以个性特异，复杂善变，左右逢源，擅于自保而著称。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冯氏有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未经根本改造。学养不深，识见不高，用人不出地缘宗派，行为出尔反尔，仍不能担当大任，这为后来一系列事实所证明。本书对于冯玉祥的正面事不溢美，负面事不隐讳，叙事翔实，议论公允。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称持平之论。以此衡量《国民军史纲》，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