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晴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恰巧收到丁刚的新著《二战，在寻访中》(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捧读之余，颇多感慨：是斯时也，而有斯书，对当前的战争反思热，提供了一批鲜活直感的例证。

　　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类悲剧；战争，又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的宿命。笔者也曾在欧洲有过不长的生活经历：在欧洲行走，战争的遗痕是随处可以触及的，但不经意间也就只是浮光掠影的意识流，随风而去。丁刚是有心人，他寻访二战战火中的雪泥鸿爪，细索相关资料并进行采访，于是，听闻变成了文字，变成了凝化的记忆；零碎的事件变成了完整的故事；一时的感受变成为思索，变成恒久的理性。

　　有论者说，身为一个记者，最困扰的往往是新闻之“易碎”。丁刚写作此书，或许是想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是想在当代宏大的信息流中保持一种完整的叙事。这是一种“任务”之外的追求，是一种需要耗费许多心力的追求，也是当一个好记者应有的追求。

　　丁刚笔下有许多战火中的“小人物”，如以日记感动世界的犹太人小姑娘安妮，从德军手中解救百余比利时人的中国女子钱秀玲，等等。战争是一种大场面，“小人物”在命运的播弄下无奈地卷入其中，似乎只是老子所说的“刍狗”。但是，正是许多这样的“小人物”，在人性扭曲的时代，坚守着人性的尊严，坚守着平和的日常理性。安妮在受迫害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境下依然向往人间的美好，在日记中从不谈仇恨；钱秀玲在德军占领时解救了上百比利时人，在二战后又为当政的德军军官做减罪申辩；他们向后人展示，如何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努力做一个比较正常的人。

　　对二战的反思，在欧洲是多元的，全方位的。丁刚书中对此多有涉及，并有独特的视角，例如，他写了“纽伦堡：迷惑与恐怖”一章，对纳粹主义的迷惑力和煽动力有相当深入的分析。笔者也去过纽伦堡，也有感触，但一偷懒，一切便如过眼烟云；看到丁刚的写作，既有亲切之感，又有惭愧之心。对纳粹主义进行文化分析，似应成为二战反思的一个重要内容。笔者感觉，二战中各种罪行发生时，起作用的精神因素往往是一种特定群体的优越感，如“德意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一类说词。优越感是一种精神毒品，它能让人感到快意而恣意妄为，做出自以为是的伤天害理之事。

　　书中有专门章节描写了德国人的战争反省、瑞典对战时中立的反省、奥地利的“集体健忘症”和“海德尔现象”，均清新可读。在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反省具有全民性质，并非罪犯的专利。在慕尼黑，笔者曾在一教堂前见一铜牌，上书有悔罪文字，说教会在德国反犹狂潮中未能挺身而出，深表悔痛。看来，反省只有深入到道德和文化层面，才能消除产生罪行的文化基因。在“历史之网中的奥地利”一章中，读者会看到一个与“音乐之声”反差极大的奥地利，希特勒的军队毕竟是在几十万人的欢呼中进入维也纳的，这是一个让人掩卷长叹的历史事实。当人们不愿或不敢面对这一历史时，潜伏的文化基因就会生长出和当年一样的怪胎，这就是“海德尔现象”。

　　二战的历史已经越来越久远了，但战争仍离当今的人们很近，仍是世人最为关注的社会现象。这或许是人们仍会不断进行战争历史的寻访，不断思索战争的前因与后果，不断发掘新的史实，不断拷问自我良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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