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日的相互认识均处于“正视”阶段的开始，双方应该互相尊重对方合理的民族主义诉求，两国人民都有资格弘扬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进行适度的“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两国人民要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

　　●中日关系面临着范式转换，在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中国应学会与日本的“新保守派”、“民族派”、“新国防族”打交道

　　近30年来的中日关系以“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作为基础。为了维护中日之间的“友好大局”，两国政府尽量避免矛盾的产生。即便有了矛盾和冲突，也都或“搁置”或“忍让”。我们的目标是“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然而，还不到30年，中日关系便陷入僵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现在该是我们进行全面检讨的时候了。讲“中日友好”并没有错，过去讲，现在和将来也要讲。但是，要搞清怎么讲。大国外交不是靠“情感”而是靠“理性”来支撑。外交永远是现实的和理性的，外交需要战略思维。国家利益永远是外交战略的“阿基米德支点”。为了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我们必须理性地面对中日关系的现实。

　　实际上，近年来中日关系一直在慢慢地发生着结构性改变。日本已经开始实施“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路线。中日关系面临着范式转换。我们有必要适当地调整对日外交的战略战术。

　　“情感”无法代替“理性”

　　几十年来，中日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外交家及民间友好人士，为了中日友好发挥了他们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的外交技巧，通过艰辛努力终于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恢复了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并使其得到继续发展。他们的历史功绩后辈应该永远牢记。

　　随着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两国的国民意识和相互认识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向都发生了改变。中日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蜜月期”过后，自80年代初出现各种矛盾，两国关系常常出现紧张局面。我们不主张“中日关系特殊论”，但中日关系确实不同于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其他双边关系总能“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中日关系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究其根源，仍然是地缘政治、历史纠葛、经济利益、文化渊源等因素相互交织、作用，使我们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既有无法割舍的“战略利益”，又有无法逾越的“感情障碍”。因此，双方在处理关系时总是“理想”高于“现实”，“情感”大于“理性”。我们在为日本进行定位时，其评判标准也往往是道德价值高于政治价值。情感因素多于理性思维。

　　但是，对理想价值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对对方的情绪化解读和对问题的僵化式处理。两千年来，日本人的中国观经历了“仰视─无视─蔑视─正视”四个阶段，而中国人的日本观也经历了“俯视─轻视─仇视─正视”四个阶段。目前，双方的相互认识均处于“正视”阶段的开始。此时，就日方而言还不乏“敌视”中国之人。中方也有一部分人仍对日本相当“仇视”。但是，我们不能再去重复历史的悲剧。我们要“牢记历史”，更要“创造历史”。我们应该互相尊重对方合理的民族主义诉求。两国人民都有资格弘扬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进行适度的“爱国主义”教育。

　　“理想”难以改变“现实”

　　多年来，中日两国政府一直为促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而努力。近年来，中国的学界与媒体也尽力配合引导“民意”向理性化方向发展。这些努力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然而，日本社会却总有一些人不愿看到中日关系改善。

　　在日本国内，右翼势力频频向“日中友好外交”挑战。这里既有“行动右翼”、右倾文人，也有右派政治家和别有用心的媒体人。他们遥相呼应，联合上演“反华大合唱”。他们虽属“一小撮”，但能量大，影响坏。他们盼着中国分裂，惟恐中日关系不坏。那些有组织、没思想的“行动右翼”并不可怕，而那些没有加入右翼组织却有右翼思想的右倾文人、右派政治家却非常危险。当你翻开日本的一些右倾色彩很浓的书刊时，就会看到很多反华“奇文”。中国虽然也有少数民间人士反对中日友好并“误读”日本，学界和媒体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僵化地解读日本的文章，但都达不到日本的反华“理论家”那种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些“行动右翼”、右倾文人、右派政治家反华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污蔑中国政府进行“反日教育”；二是指责中国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为“理不尽”。他们认为中国批评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是“干涉内政”、“不尽情理”，鼓励小泉向石原慎太郎学习，“多去靖国神社参拜，在关键的日子去，让中国疲于抗议”。这些人不断攻击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软弱外交”，谩骂驻华使馆是“亡国的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政府推行“日中友好外交”“极其危险”，并对主张“日中友好”的政治家、外交官以及学界、财界友好人士进行人身攻击。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人”也跟着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主张对华友好的学者不敢写文章了，一些熟悉中国事务的外交官被“发配”到无法施展特长的西方国家。日本的对华外交急速“右转”，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被日本说成“威胁”。最近，日本又频频“出招”。未来的中日关系决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花大力气，以高超的外交技巧加以应对。

　　从国家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如何为日本定位，对日应采取何种外交政策，这完全由我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家战略目标而定。吸取近代落后挨打的教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占世界人口1/5的国人过上富裕的生活无疑是我们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

　　为营造达此目标的国际战略环境，我们制定了相应的亚洲外交战略。日本是我们的重要邻国，中日双边关系一直受到我国政府的格外重视。在亚洲多边区域合作中，我们视日本为缺之不可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日互有需要，双方也应为亚洲的振兴负起责任。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现实中两国关系却复杂多变，枝节横生。这其中，既有历史问题上的感情纠葛，也有现实利益上的冲突。两国都应站在历史的高度、地缘政治的高度以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全面审视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两国民族利益的需要。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两国人民要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为了能准确把握中日关系的脉搏，及时处理两国之间的突发事件，双方可以考虑建立“中日关系危机管理中心”，组织中日双方学界、政界、军界、经济界及媒体有关人员对短期、中期、长期中日关系进行危机预测，并为两国政府提供进行长效、稳定、可控的危机管理的政策方案。未来的中日关系应该把寻找双方利益的结合点放在重要位置。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将更实际、更务实、更具理性化。未来的亚洲，在中日之间不会形成那种“一山不容二虎”的对峙局面，因为那样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两国对“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已形成共识。“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将主导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

　　如何应对中日关系的“现实主义”选择

　　日本选择“现实主义”对华外交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战后日本政治“保革伯仲”的“五五年体制”到了三木内阁时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的三木内阁拉开了日本“新保守政治”的序幕。80年代的中曾根内阁开始确立“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小泉作为“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在其任内高调改革。尽管改革任重道远，但“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却主导着社会转型期日本政治发展的大方向。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日本出现了“保守派革新，革新派保守”的奇特现象。冷战结束后的10年里，日本完成了其“立法三部曲”(协助联合国维和法、周边事态法、有事法)。至此，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新保守政治”取向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前几天，小泉还说，他不在乎接班人具体是谁，但一定要是个“改革派”。

　　与内外局势的变化相呼应，日本的对华外交也趋于强硬。“该说就说”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基本思路。不仅如此，近来，日本是该做不该做的也都开始或准备开始做了。日本不仅继续加强日美同盟，还企图染指我钓鱼岛。但是，正如中国驻日大使王毅所指出的，“如果刻意制造和渲染所谓威胁，只会人为地增加疑虑、制造矛盾和导致对抗，这不符合日本利益，也不是亚洲各国所希望的。”

　　目前，中日关系虽然处于僵局，但仍酝酿着转机。只有“抓住机遇、化解挑战，中日关系才有望柳暗花明”。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我们必须学会与日本的“新保守派”、“民族派”、“新国防族”打交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日本国内的政治格局无时不在影响着其对华外交的走向。因此，我们在制定对日政策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这一点。

　　中日之间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认识日本不能停留于表面，更不能只看一点。“历史问题”是理性与情感的交织，我们要理性对待，不要陷入“情感”旋涡不能自拔。小泉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是错误的。即便不考虑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因素，就是在日本国内也属违宪行为。不论哪位首相去参拜我们都要表明批判的立场，同时也要将“价值观”与“利益观”统一起来。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要有一点科学精神。我们要深刻领会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国际战略与亚洲战略思想，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智慧，不断完善中日关系的评价标准。争取构建一个稳定的、长效的、理性的、合作的、可控的中日关系机制，实现中日之间真正的互利共赢，这是中日双方共同的历史责任。我们虽然不能选择历史，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