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同志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就在宋任穷同志领导下，转战冀鲁豫地区。建国后，在宋任穷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期间，我们又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革命家的博大胸怀，高超的领导艺术，呕心沥血的工作精神，优秀的思想品德，使我们终身受到教益。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首长，又是一位使人挚爱的领导。后来我们都习惯地尊称他为“宋老”。在宋老走完革命的人生历程，离开他长期战斗、工作的岗位，离开他深爱的人民，离开养育他的 土地，与世长辞之际，我们怀着无尽的哀思和万分悲痛的心情，写下这篇短文，追忆当年我们在宋老的领导下，在总干部部工作期间的切身感受，以缅怀宋老为我军干部队伍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学习他崇高的思想品德，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

　　宋老一生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孜孜不倦地学习，对革命理想执著地追求，在革命实践中铸就了着眼全局、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他总是用革命家的政治敏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精深的理解，对实际情况作出透彻的调查分析，组织领导本部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宋老在总干部部工作时，全面显现出这种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各项工作卓有成效，为我军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老担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是在1954年至1956年。当时我军正处在大转变时期，部队由分散走向全国统一，由单一陆军走向陆海空诸军兵种合成。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要把我军建设成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军队建设目标，干部队伍建设是关键性的任务。时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老，在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与赖传珠、徐立清副部长密切配合，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军队建设总方针，针对军队所面临的大转变的形势，结合军队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并组织实施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计划和措施。一是选调大批优秀干部建立和充实军委各总部和军兵种机关。那时共有八大总部，新组建的四个总部需要调配干部，原有的四个总部及军兵种机关也都需要充实干部，同时中央把军队由原来的六个军区调整组建为十三个军区，也需要调配干部。选调的干部不但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高，任务非常繁重。总干部部在宋老和赖传珠、徐立清副部长的具体组织领导下，认真贯彻党中央要搞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路线，破除论资排辈的资历观念，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大胆提拔年轻优秀干部，如总干部部的每个二级部都提拔了三十三四岁的副部长。全军一批年轻优秀干部提起来后，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也为部队的发展建设储备了大批人才。二是选调适合做学校工作的人才，组建各类军事院校，培训干部。先后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级步兵学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一批高级指挥、政治、后勤和技术院校调配了大批干部。针对当时工农干部较多的情况，为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还建立了一批文化速成中学。当时宋老还非常重视贯彻选调工农战斗骨干入学和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如在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考虑到将有80万战士复员，宋老同总干部部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我军基层干部，增加干部储备，应该从有战斗经验的战士中特别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战士中选拔一批优秀战斗骨干，到军事学校学习后提拔为干部。为此，宋老到各位元帅处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汇报总干部部的这个想法，得到各位元帅的赞同。三是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干部管理制度和法规。除制定了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以外，还制定了有关干部的考核、任免、调配、培训、晋级、奖惩、福利、抚恤保健、档案、统计、转业复员、预备役等一整套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使得干部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对于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建立军衔制度，颁发勋章奖章。为了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1955年2月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由毛泽东主席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这个条例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都作出了规定。同年2月12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由毛泽东主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中央军委要求，授衔工作要在1955年内完成，颁发勋章奖章工作要在1955年和1956年分两期完成。这两项工作都由总干部部具体承办、具体组织实施，都如期圆满完成了任务。

　　当然，这些工作都是在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的领导下，在总干部部赖传珠、徐立清副部长和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宋老作为罗帅的得力助手，协助主持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付出了更多的心血。特别是在当时面临建立军衔制度，颁发勋章奖章这两项全新的工作，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宋老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这两项工作上。首先，主持起草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阐明了实行军衔和勋章奖章制度的目的、意义及评定、授予的步骤和范围，评定的标准、批准的权限等，报军委同意后下发部队，作为这两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接着，召开了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就军衔奖励工作中的标准掌握、评定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在评定工作中，宋老还亲自做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军衔奖励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调动和鼓励了广大指战员的上进心，对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宋老在党政军许多单位和重要部门担任主要领导工作。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无论工作任务多么繁重，无论工作条件有多大变化，宋老总是身体力行，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宋老到总干部部时正值总干部部组建不久，他在罗帅的领导和支持下，十分重视总干部部机关的思想和作风建设，重视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言传身教，带出了总干部部机关的良好作风，至今为一些老同志所称道。

　　坚持搞五湖四海，认真贯彻执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干部的选拔使用，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军衔级别、奖励的评定，坚持公道正派，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不搞宗派主义。

　　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总干部部在处理各种问题的过程中，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经过部党委会、部务会集体讨论决定，没有个人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在总干部部内部和召开的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上，都能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

　　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总干部部的办公用房和用具以及各级干部的吃住都比较简朴，严格执行有关制度规定。部领导以身作则，广大干部廉洁奉公，谦虚谨慎。

　　坚持广泛团结干部，关心爱护干部。罗帅要求要把总干部部建成全军干部之家。宋老同部里其他领导带领总干部部全体同志按照这个要求做了多方面努力：从部领导到干事，常年到部队考核了解干部；利用各总部和军兵种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到住所去看望干部，听取各级干部对干部工作的意见；对过往的干部热情接待。领导干部家里，不管是平时和节假日，也不分白天、晚上，干部来往不断，都像朋友一样接待；对干部的来信，都力求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关心干部的疾苦，凡是干部提出的实际困难，只要是合理而又能解决的，都尽量给予解决。即使解决不了的，也要回信做好解释工作。

　　三

　　宋老在总干部部工作时所表现出的优秀思想品格，至今为我们所敬仰。

　　实事求是。那时，无论是各项政策、制度的制定，还是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宋老都强调从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照顾各单位特点。记得刚实行军衔制度时，我们曾仿照苏军的做法，下级进上级的办公室后有一套报告词，搞得大家都很拘谨，不利于密切上下级关系。宋老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在总干部部内部先取消报告词，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此事虽小，但宋老实事求是的品德可见一斑。

　　善于团结人。我们多次听一些老领导、老首长讲到，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宋老在各个不同岗位上同赫赫有名的军政领导同志搭班子，大家心情都非常舒畅，配合十分默契。这既反映出同宋老搭班子的老领导、老首长对宋老的尊重，也说明了宋老是团结的模范。说到宋老善于团结人，我们领悟最深的在于他有博大的胸怀，有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的作风。他从不突出自己，而对同级领导的优秀品德，则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赞扬。记得，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同志，是正兵团级，按评衔条件可以授上将军衔。但徐立清同志坚决要求不要授上将，说他是管干部任免的，他这样做，更便于做别人的工作。宋老对徐立清同志的高风亮节十分赞佩，多次在不同场所进行赞扬，在宋老的回忆录中还将徐立清同志不要上将军衔的事实，作为重要的一笔记录下来。我们经常想，和宋老这样的首长在一起工作，还会搞不好团结吗？

　　不争功诿过。宋老担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实际上是受罗荣桓同志的委托，全面负责总干部部的工作。应该说，当时总干部部所取得的十分突出的成绩，是与宋老的得力领导分不开的。但宋老从不这样认为。总是说是在罗帅领导下开展的工作，是罗帅带出了总干部部机关的好作风，是和赖传珠、徐立清副部长与全体干部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取得的成绩。而对工作中的缺点，却主动承担责任，从不推诿。如总干部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军任免组织工作会议，针对当时在职干部缺额数较大的情况，提出了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由于这个提法和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片面性，出现了少数干部提拔不当和提拔过多造成干部超编的情况。宋老及时进行了总结，认为出现上述情况与提出的方针不够全面，与对实际工作指导不够有关，应当引以为戒。1957年1月6日，已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宋老还专门给军委写信，提出如果在贯彻执行大胆提拔干部这一方针发生了偏差和错误，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一个革命家的坦荡胸怀，由此可见。

　　勇于开拓。有的同志讲，革命家的目光是远大的，工作是开拓的。我们觉得这两句话用在宋老身上，恰如其分。早在1956年2月，宋老就针对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对知识分子重视不够的情况，指出知识分子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军队没有具有文化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就不能掌握复杂的现代化技术。并提出知识分子可以提拔的要大胆提拔起来，工作职务、军衔、级别偏低的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大胆使用知识分子问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也是需要胆识的。还有一件事也突出表现出宋老的开拓精神。那是在我军开始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时，考虑到缺乏这方面经验，总干部部聘请了苏联顾问，这对于我军干部管理法规制度建设起过积极作用。宋老在肯定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干部工作长期以来形成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不能丢，不能照搬苏军的办法。于是他向罗帅建议，苏军顾问到期后可不再续聘。罗帅完全赞成宋老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既要向苏联学习，又要保持我们的优良作风。这是多么正确的开拓之举呀。

　　敬爱的宋老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光辉业绩，他的优良作风，他的崇高品格，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来源：解放军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