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出现的“质疑”声

　　军史和战史，是一支军队成长壮大和浴血拼搏的历史写照，是真的印迹，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然而近些年来，在涉及这一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时，特别是在寻找和报道一些曾隐名埋姓的战争年代的英雄人物时，少数作者和媒体却出现了闪失和偏差，导致了“笔墨官司”甚至“对簿公堂”的事发生。

　　2002年9月26日，河北省丰宁县人民法院曾开庭审理一位名叫于金山的7旬老汉状告6家报刊质疑他的“董存瑞班”首任班长资格的“名誉侵权案”。原来1997年5月7日，某日报用整版篇幅报道了于金山当年掩护董存瑞炸碉堡等的感人事迹，董存瑞班“首任班长”被“发现”的消息，在全国引起轰动。稍后，至少有50家报刊报道了他的“事迹”。然而，两年后的1999年5月31日，东北某日报却发表了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董存瑞首任班长”，你为什么要蒙人》。之后，国内不少媒体纷纷发表相关文章或转载该文，对于金山的“首任”资格提出质疑。于是，便发生了前面提到的一幕。

　　其实，像这类因媒体宣传报道军史战史，特别是一些曾经“隐名埋姓”的英雄而引发争议，乃至对簿公堂的事，近年来并非鲜见。

　　比如，2000年1月，某报纸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该报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位退伍老战士自1948年初参军，并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西南剿匪、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一次二等功、四次一等功、一次特等功”等的英雄事迹，以及1953年转业回到老家务农后，因种种原因目前生活陷入“无钱治病，甚至无米下锅”的情况。该文见报后，立即引起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为了“查清事实真相、追究有关部门失职、帮助老英雄解决困难”，当地有关部门组成了18人的联合调查组展开广泛调查，可结论却是该报的报道“严重失实”。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随即要求上级有关部门追究该报“失实”报道的责任，并要求该报就此事公开做出道歉。而该报也据“理”力争，双方陷入了长时间的僵持状态。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类似于这种涉及军史战史，特别是“宣传英雄，惹来是非”的现象，在国内尤其是地方媒体中确实常有发生。

　　宣传报道确有误差

　　宣传我军的军史战史，包括一些在战争年代曾为祖国和民族浴血奋战，后又“隐功埋名”而被人们遗忘的老战士们，是媒体应尽的职责义务，无可非议。而就已经宣传报道的一些老英雄、老战士们来看，也并非无中生有或浪得虚名。他们确实为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抗争过、奋战过！他们理应受到全社会的敬仰、关心、爱戴和帮助。那么，良好的动机为什么会招来非议，直至惹出官司呢？如果认真分析就不难发现，一些媒体的宣传报道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上确有一些不该出现的闪失和偏差。

　　一是在“身份”确认上有误差。从近年来一些媒体所宣传并引发争议的“无名”英雄们来看，他们并非对不起“英雄”的称谓，因为这些老同志、老战士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都曾投身革命，英勇战斗，甚至光荣负伤过。然而，一些媒体在对他们具体身份等（如曾任职务，是谁的战友或上级）的认定上，则因种种误差给人一种张冠李戴、甚至无中生有的感觉（说错觉也可以）。比如，一些媒体刊登的董存瑞“生前所在排排长×××”的报道之所以引发质疑，就是因为在“首任排长”的认定上，引起了许多老同志，特别是董存瑞生前部队的老领导、老战友的不满。本报记者当年就曾收到董存瑞生前所在营的教导员宋兆田、连长王万发、师政治部宣传干部程抟文（现均已离休，并有组织对他们时任职务的证明）的来信，他们一致指证×××当时“不是429团2营6连（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记者注）的排长”。

　　二是在“功绩”的报道上有误差。对那些曾在革命战争年代投身沙场、浴血拼杀过的老战士们来说，立功受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这也是证明他们曾是英雄的最有力的证据。然而，正是在这个本应最有说服力的问题上，一些媒体在宣传报道中却误差不断。如某地方报纸在宣传一位战争年代的“老英雄”时，提到他当年曾“荣立一次三等功、四次一等功、一次特等功”，可老人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中，却只有“1950年于贵州因战斗勇敢奖毛巾一、日记本一、肥皂等物”一项。无怪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调查后认为，该报报道“严重失实”。

　　三是在“经历”的介绍上有误差。英雄们的战斗经历或讲成长过程，是证明他们曾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真的印迹”。虽然岁月匆匆，时光飞逝，几十年前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当年的老战士们不可能历历在目，全部记清，但在一些大的事情和原则问题上（如参加革命时间、曾任主要职务、参加过的主要战斗等），作者及媒体则应忠于历史，忠于事实。可在许多有“案”可查的问题上，一些媒体的报道也频频出错。如某地方报纸在报道一位老英雄讲他1948年年初被“编入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15军45师133团2营4连”，而事实是，我军当年“纵队”改“军”的统一编军工作，是于1948年底才开始的，此点军史有明确记载。而类似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在许多关于军史、战史及老英雄们的报道中并不少见。这也是引发人们争议，甚至让人怀疑英雄真伪的一个主要原因。

　　问题出在哪

　　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从记者的调查看，近年来一些媒体在宣传报道我军军史、战史等时，之所以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失误和偏差，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多数作者对我军战争年代的历史了解不深，采访前后又不对相关史实等做调查了解，结果出现人云亦云的情况。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其从业人员，包括作者队伍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和长大成人的。他们对战争年代我军的战斗和成长历程既未亲身经历，事后的了解又不深入，所以在采访隐功埋名几十年的老战士、老同志时，对他们在战争年代的种种经历，如何时参加革命，在哪个部队当兵，参加过什么战斗，立过什么战功等，往往只能是“如实记录”。加之采访前后不对相关情况及史料做必要的了解和考证，一旦老同志们因年代久远，记忆不清等而“口误”，就会造成不应有的“失实”。

　　二是有些编辑把关不严，对一些涉及重大历史事实或人物的稿子，不做仔细的核查考证便轻易发稿。我军是一支有着70多年光辉历史的人民军队。在这支军队里，既有无数默默无闻的英雄人物、难以详述的战斗经过，也有妇孺皆知的战斗英雄、无法忘却的浴血搏杀。因此，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往昔的英雄模范、具体战例等时，虽然难已事事处处都严抠细审，做到有凭有据，但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包括相关的人和事上，则应慎之又慎，言之有据。而我们的一些媒体却疏于把关，不做严谨细致的调查求证，结果因宣传报道中一些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而引发人们对整个报道真实性的怀疑，实是得不偿失。像某报讲述我军某部队的战斗经历时说：“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紧接着挺进大别山……”而我军军史中清楚地记载着淮海战役是在挺进大别山之后进行的。我们的编辑稍微认真一点，核查一下，这类错误本是可以避免的。

　　三是采取不当的夸张手法，使报道的真实性受到人们怀疑。新闻作品，包括纪实文学，不同于小说，它要求忠于历史，忠于现实，实事求是，客观描述，人为地渲染和夸大是要不得的。然而，可能是为了追求可读性抑或展示战功的巨大，一些作者在记述某些部队或英雄人物的事迹或经历时，却过分夸张，结果使一些事例的描述失实。如某报纸在报道一位老战士时说，“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加了大小战斗150多次，立功十余次，立大功两次。”而据该部队史料记载，这位老战士当年所在的炮团只配合步兵师打过两次战斗。无怪该部队当年的一位老领导给媒体去信质疑：“不知×××配合哪个部队，竟打了150多次战斗？这不是太离谱了吗？”

　　切忌马虎大意

　　由上可见，目前一些媒体在宣传报道我军的军史和战史，特别是战争年代一些英雄人物时，之所以不时出现失误和偏差，背后确有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原因。这些问题不注意、不修正、不解决，其造成的影响将是恶劣的。

　　首先，这种偏差和失误会给人们正确认识和了解我军的历史造成不良影响。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奋斗史，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英雄们的名字和事迹同这些历史紧密相联，同他们成长和战斗过的部队息息相关。而一些媒体在宣传报道某些老战士、老英雄时的种种不慎，尤其是对一些重大战役、战斗及英雄人物描述上的“误差”，如把我军一些著名战役、战斗的时间、地点、参战部队及作战经过等搞错，显然会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和了解我军成长战斗的历史产生不应有的偏差。

　　其次，这种偏差和失误会对老战士们本身造成伤害。应当说，目前一些媒体在宣传报道战争年代人物时出现的某些“误差”，并不会抹杀掉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英勇搏杀的光辉业绩。然而，不能不看到的是，由于一些媒体的不慎而导致的张冠李戴、夸大其辞乃至某些业绩的无中生有，不仅会伤害到所宣传的人物本身，使他们背上“骗子”等的骂名，而且还会伤害到与之相关的一些英雄人物。

　　总之，宣传报道我军的军史战史，包括战争年代的英雄人物时，我们的媒体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且不可为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而盲目宣传，随意报道。这里，我们不妨听听一位部队老同志在给本报来信中的一段肺腑之言：

　　“某些宣传报道中出现的某些‘误差’，并不能影响英雄们的伟大。但部分年青人中存在的对我们某些历史缺乏认同感（甚至怀疑）的现象，不能不说有这些‘失误’影响。宣传英雄，就是讲述历史，我们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民族的奋斗史是先烈们用鲜血写成的，英雄们的名字和事迹同这些历史密切相关，不能因为这些‘误差’影响对某段历史的描述，更不能因此影响后人。”

　　希望我们以此共勉。（来源：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