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西方舆论近年来对普京政府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对俄罗斯的唱衰之声不绝于耳。新年过后，从芬兰湾到北高加索，直到远东地区的很多俄罗斯城市，都发生了因养老金改革而引发的示威游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对这一事情报道中写道：“不知普京牌的权威主义还能撑多久。”这样的评价虽然有些不怀好意，但也多少留有余地。与之相比，其他很多说法即使不是拳脚相加，也是咬牙切齿了。

　　一致抨击

　　仅从2004年下半年以来，对普京内政外交的批评信手拈来：

　　在同样针对养老金改革引起的示威报道中，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专家舍夫左娃(Lilia Shevtsova)的话，说普京“已经破坏了民主制衡，正在制造政治沙漠”；

　　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副主席伯曼(Han Berman)在《华盛顿季刊》(2004～2005冬季号)一篇关于美俄在中亚和高加索战略竞争和冲突的文章中，将普京的外交政策定性为“强硬的新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德国《世界报》12月20日发表德国联邦政府顾问海因里希·福格尔的文章《特洛伊木熊》，对德国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出质疑，指责俄权力机构过于集权，没有足够的民主，俄社会也如死水一潭；

　　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9月20日《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普京的集权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像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将普京比之于墨索里尼；

　　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7月28日的一篇文章以《俄罗斯出现又一个“冰期”》为题，又将普京与19世纪初期俄罗斯独裁者尼古拉一世相比，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不鼓励政治多元化，不健全法制，可能会使俄罗斯再次错失与欧洲共同发展的良机。

　　其他的，诸如《俄罗斯经济感受寒意》(《华尔街日报》12月13日)、《俄罗斯渴望旧的世界秩序》(英国《每日电讯报》11月20日)、《普京控制司法的行为引起愤慨》(英国《泰晤士报》10月1日)、《普京的药方可能是俄罗斯的毒药》(英国《金融时报》9月17日)、《警察政权》(法国《解放报》9月8日社论)、《普京脚下的基础正在动摇》(纽约时报9月1日)……西方舆论对于普京的抨击业已形成共识了。

　　“自由”贻害

　　分析西方唱衰普京的原因，不能不注意到这股舆论背后的两支驱动力量。其一是在西方舆论当中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主张民主自由和分权制衡，主张政府少干预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还主张言论开放和言论自由。而普京上台以来，整肃地方、打击寡头、控制舆论、压制反对派、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势力、整顿社会秩序，以及与这些措施互为因果的加强中央权力和强力部门的做法，无不反其道而行之。这招致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舆论批评也就并不奇怪了。

　　评价政策，或者制度、体制，其得失要根据实际利弊而定。而所谓利弊，也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影响看出。否则如果仅凭某种主义、某项理论而判断，就是空唱高调了。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衰退之后，普京作为俄罗斯新一代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强国，是稳定与发展，这代表了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乱世用重典，时事造英雄，在俄罗斯形成统一和强有力的领导是符合其实际国情的选择。

　　从1999年至今，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5年回升，1999年～2003年GDP累计增长29.9%，2000年～2003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0%。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足以说明普京政策的利弊得失。而与之相反，曾经为西方津津乐道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不知害了多少国家和人民。

　　利益为先

　　西方唱衰普京的第二个原因多少有些阴暗，就是担心俄罗斯的再次崛起。毕竟，俄罗斯还有世界第一的国土面积，还有数一数二的尖端军事科技和军事力量，国民素质优秀。西方对于沙皇俄国也好、对苏联也好，仍然心有余悸。普京不甘心居于二流国家、重振大国雄风当然要成为西方心病。

　　西方不仅唱衰普京，而且还采取实际行动打压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通过街头政治实现政治变革的背后都有西方不遗余力的支持，这些各色革命虽然以民主为名，其实达到的却是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目的。

　　当然，站在西方的立场来看，压制俄罗斯、诋毁普京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之，现实的国际关系，大多讲的是权力和利益，一切皆以此来做出选择和行动，一方对于另一方的考虑，首先算计的是己方的得失，其次才会想到对方的得失。记得国内一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在谈到中美之间的深层矛盾时打了一个比方，说即使中国“演变”了、“民主”了，美国仍然会把中国视为对手。从目前普京的遭遇来看，我们多少能够得到一些印证。【作者】喻胜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