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少年时代读“大江东去”起，我便喜欢上苏东坡。大学读文学史，当然也就少不了喜欢研究这位“宋代最伟大的文人”（钱钟书语）。90年代末我参观黄州“东坡赤壁”，曾写《东坡·赤壁·赤壁文化》一文，论述苏氏巧用“借托”，先写战争篇《赤壁怀古》，再写山水篇前后《赤壁赋》，构成“战争与和平”的完整文体，成就了流传千古的名篇，事后又有浅尝辄止之憾。及至踏访苏轼晚年谪居地，寻寻觅觅，驰骋自己的想象与联想，才找到了和他思想上情感上的共鸣和共振。

　　时值甲申隆冬，出差海南岛，来到儋州市中和镇西南面的东坡书院。比起黄州、惠州那简略型、小巧型的东坡纪念馆，儋州的东坡书院称得上是完善型、宏伟型。书院占地25000平方米，琉璃碧瓦，金碧辉煌，流光溢彩。

　　从东坡书院出来，想到他在生命之火行将熄灭时写的四句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半生坎坷，历经曲折，心中多少感喟全凝聚在此诗中了。值得我们深思玩味的是，这位超越苦难的智者，竟把三个贬地作为总结自己一生功业的里程碑。为什么他没有把杭州、颍州、定州，以及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高官时期作为“平生功业”所在提出来呢？那时虽有诗酒风流、官场应酬、左右逢迎，但他还是多有坎坷，以至于抱负落空，刚直难伸，这都是在那些时期遭遇到的。而在几个贬所，情况却大不一样，他看到了祖国江山的秀丽，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感受到了人民中的真淳质朴，人民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议国运的人民中，他还亲身体会到了人民对他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比较起来，苏东坡可能会明白，这是在通都大邑中，在他原来接触的许多达官贵人中，是怎么也难以得到的。带着这样的憧憬进入创作，他写下了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因“乌台诗案”，苏东坡被捕入狱，并于1080年谪居黄州（1080年2月——1084年4月）。在黄州，他看到了赤壁的雄奇，看到了长江的壮丽，便立即找到了创作素材，且“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苏辙语），于是，才有了《大江东去》的豪迈，有了《赤壁赋》的清奇，创立了别具一格的豪放词风。从此，把词引向健康、广阔的道路，也成就了他的千古绝唱，登上了他的文学高峰。贬居地成了创作基地，大江、赤壁捧红了远来的居士，这是一桩说不完道不尽的文坛盛事。

　　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因“抵斥先朝”，苏东坡经过几番曲折，一路艰辛，抵达第二个贬居地惠州（1094年10月——1097年4月）。从奔腾万里的长江到碧波泱泱的惠州西湖，地点变了，环境变了，苏东坡开始寻求新的诗情，在诗歌创作上不断突破。他说过：“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苏东坡在惠州不到三年，写诗200余首，数量比黄州还多，广泛、细腻地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岭南风光。他赞美惠州泗洲塔：“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玉塔卧微澜”一句被称为千古佳句。他写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表现了对第二故乡的深沉的感情。

　　苏东坡念念不忘的最后一州便是儋州，这是给他一生创作写下休止符的地方。宋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以苏东坡在惠州写诗托意讥讽朝廷为名，再次加重对他的迫害，将其贬在边远的海南岛儋州安置（1097年7月——1100年6月）。62岁的苏东坡在儋州的三年生活里，与当地黎民百姓建立了极为深厚的感情，有《东坡笠屐图》作证。重要的是他获得了人生与文学的双重超越，他笔锋一转，第一次把农村题材引入诗文中，他笔下的老农、村姑、幼童、渔人、船夫等，都有一种劳动者淳朴善良的品质。他写田舍风光和农村习俗，也较有真切动人的泥土气息。居儋三年，成诗100多首，散文100多篇，尚有其他文体和书法作品不计在内，成就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又一丰碑。苏东坡“遇赦北归”时，挥笔写下了“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感谢这片令他热爱的土地。

　　特殊的遭遇，使这些被贬者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生活。苏东坡正是在历史的错位中、在向命运的挑战中完成了他人生的辉煌。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逆境和苦涩并非全是遗憾。

　　归途中，海风习习，我不仅看到了窗外永不停息的大海，还从“三州寻墨”中看到了文学的源泉，看到了创作的力量，看到了艺术的不朽！（来源：解放军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