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亚洲诸国中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 也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维护国家利益，求得人民幸福，正需要坚定不移的钢铁意志与高超智慧。

　　21世纪初国际战略形势急剧变化，其根本动因源自美国的全球战略企图。世界的安全形势随着极具霸权冲动的新保守主义政府登上历史舞台而恶化，“9·11”事件、占领阿富汗 、入侵伊拉克等一系列重大事变使世界为之改观：

　　保守主义势力全面发展，新帝国主义成为影响国际政治走势的主流意识形态。集殖民主义、干涉主义思潮于一体的新帝国主义的崛起动摇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其本质是重新建立国际上层建筑。因之使国际政治道德规范遭到践踏，国际契约关系及其国际关系框架出现解构趋势。随着布什政府拒签《禁止生化武器公约》、《东京议定书》和废除《反导条约》，国际契约关系开始解构。美国撕毁《反导条约》的举动实际上摧毁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信任基础，国际军备控制议题已名存实亡，“9·11”袭击和美国侵阿、侵伊战争则加速了国际政治道德规范的崩溃。

　　民族发展利益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争夺“文明地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布什政府所奉行的战略目标的实践已经同世界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发生了根本性冲突，从而决定了民族间的生存利益矛盾的发展。这种生存利益矛盾的一方是宣扬“命定扩张说”的美国政府，另一方则是在这种扩张前维护自我存在价值的其他民族。

　　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曾召开“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剩，世界将出现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采用布热津斯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二是设法逐步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有当今的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义大师布热津斯基等。美英等国的现实政策与这次会议究竟有多大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美英等国的政策效果似乎正在印证这次会议的共识。

　　中国安全形势基本特点

　　作为美国一直未能最后征服的大陆，亚洲给美国留下了太多的回味和遐想。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亚洲是其挥之不去之痛。中国生长在这块大陆上仅仅是天意，而其安全不仅天然地受其特有的地缘关系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战略的制约，两者决定了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态势。

　　态势一，中国是亚洲诸国中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中国周边共有邻国20个，其中，陆上接壤14国，隔海相望6国，涵盖了各种地理条件。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多年来，又是与别国领土争端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解决了部分争端，但是，仍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领土和领海纠纷，且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中国与俄日印3大战略主体共处，掣肘因素颇多。俄国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普京加强集权、重振军备，国力日渐发展，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国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日本重新武装步伐加快，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将中国大陆、南海和台湾等纳入防卫视野，2000年，决定组建对付“中国海军舰艇的活动”的“护岛部队”，2004年确认中国为“安全威胁”，实现了安全战略从“防御型”向“进攻型”的转变。印度于90年代初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在21世纪争当世界一流强国的目标，为此，实现了军事战略由80年代确立的“区域有限威慑”向“区域全面威慑”的转变。

　　态势二，新型核力量崛起我国周边，既对我构成威胁，又成为引发连锁反应或外来干涉的现实条件。印、巴两国相继拥有核武器后，2002年底，朝鲜宣布解除核冻结，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重新启动宁边核设施，向核俱乐部迈出新的一步。从长远看，上述三国同为我近邻，尽管三国与我关系亲疏不同，但是，其共同之处是：它们拥有核武器都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从近期看，三国对我的安全意义异曲同工。首先，印巴拥有核武器使之成为双方敢于冲突的后盾。双方的任何冲突既直接影响我国利益，又可能引入外来势力介入与干涉从而破坏我国西部脆弱的安全基础。其次，布什宣布朝为“邪恶轴心”后，朝鲜的危机感加重，朝鲜此时加速核武装进程将使半岛局势随时恶化，可能提前引入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干涉。美朝较量直接关系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朝强硬政策的任何非理性发展都将使我直接面对美国的军事力量。

　　态势三，美国强行切入中亚使我国首次在陆地直接面对美军事力量，对华东西海陆威胁已成现实。登陆亚洲大陆一直是战后50年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朝战、越战曾延缓了美国强行“登陆”的企图，但是，“9·11”事件使美国借阿富汗战争，率领北约插入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占领了亚洲诸大国惟一的联络区，扼制住了亚洲最后的“能源希望之地”，掌握了控制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节奏的主动权，从而实现了瞰制中俄印巴伊等亚洲大国的目的。美军占领阿富汗后，在我西部埋下贴身隐患，使我在东西南三面受敌，我陆上防御首次直接面对美军事力量，美国对华已构成直接威胁。

　　态势四，固有的安全疾患隐性发展，亚太国家与美国联盟复苏，我国安全“东急西重”现象突出。我国固有的周边安全问题一直是“多项并举”。一是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美台军事关系的跃升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发展，增加了祖国统一的变数。二是南沙及其海洋国土被蚕食。美国军政官员有关南沙群岛的表态、与有关国家频繁的海上军事演习直接威胁着我对南沙的主权诉求。三是“藏独”、“东突独”隐性发展，战略对手肢解中国的意图阴魂不散。日本高官公开表示：“中国必将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热切期待着中国的崩溃。”美国一位著名学者写道：“中国在新疆的麻烦，对美国是一个诱惑……只有当新疆穆斯林分子走武装斗争道路时我们才能利用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现有的安全隐患将因美国的介入而恶化。首先是冷战后亚洲地区的“联盟战略”经过调整已再次复兴：美与东盟有关国家的军事联盟正在复苏；美日联盟向共同参战迈出新步伐。其次是美印、日印关系的发展从军事交往切入，这种权宜之计的合作对华只有负面影响。再者，美日在台湾问题上的默契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变数；美印在西藏问题上的合作也达到了默契的程度；日印合作在地缘和领土问题上构成了对我国最佳的斜线战略牵制，日首相森喜朗2000年8月访印时明确表示了联印制华的企图：“关于日印关系，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可一目了然，这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对称夹击中国的战略构想对日印显然已了然于胸。

　　中国安全力量基础薄弱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的概念也超越单一的、纯军事的内涵，综合安全观成为全球共识，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与文化，还包含资源、环境、信息等领域。其中，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力量的基础，以军事、外交力量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力量仍然是国家安全的主体。在着重于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安全力量构成呈现出“基础势弱，主体失衡，潜力增强”的特点。

　　基础势弱主要表现为：经济对外依存度提高，涉外经济安全矛盾日益表面化；科技发展势头渐强，核心知识产权总量有限；信息技术基础薄弱，安全主权受制于人。目前，我国原油年进口约为7000万吨，一半以上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其中4／5经由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而该运输线掌握于他国手中。据国际能源机构按我国内原油产量不变的情况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的61%、2020年的76.9%要依靠进口。这种外向经济的依存度表明，我国与潜在对手的经济关系、与石油供应地的关系以及对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防护正在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进而是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重要因素。美日防务指针及其他国家的海洋战略对华客观上已形成左右中国对外经济命脉、制约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力量。在科技发展上，尽管发展势头良好，但是，我国高技术自主开发能力有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少。在信息安全方面，我国的情况更为严重，90%以上的软、硬件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我国的信息系统几乎处于无防御状态，究竟美英等国在我国信息设备植入多少陷阱，我们还不得而知。

　　主体失衡表现为：军事实力中战略威慑强于常规力量，常规力量只适于陆上国土防御，信息化作战能力尚待提高。我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打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尽管武器进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新武器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并存。以色列在“哈比”无人机问题上对于维修部件的暧昧态度不仅反映了我军事技术受制于人的现实，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军事实力不强导致其他国家可任意践踏基本国际诚信的残酷事实。

　　明确战略，维护国家安全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安全态势已不仅取决于上述因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在各战略主体的博弈中自身的安全战略运筹。国家安全战略性质确定之后，能否解决下述问题，关系到对未来战略态势的把握。

　　第一，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可能会模糊，但是，其本质并未改变。今天，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安全战略的运筹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在经济上，“互补不是替代，让渡必须对等”，坚持国家独立自主是永恒的原则。在军事上，战略运筹的精妙之处在于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正因为有了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才发生了1999年我国驻南使馆的被炸。这种看似无关的事件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它反映的正是战略时空内涵变化之后战略筹划的本质。

　　第二，划定合理的战略边界。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防御性的，其战略前沿与中国的自然边界重合。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时空内涵对国家安全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设置合理的战略缓冲区是适应变化的基本原则，防御性的安全战略对于战略反应的要求则更高。美国因其战略的进攻性一直遵循着“战略前沿随战略利益而动”的原则。美国的扩张史表明，它始终将战略前沿抵近别国疆界。美国的战略抵近政策实事上已经成为安全侵入。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战略防御缺少必要的合理条件。国家安全战略边界与国家自然边界的重合使战略主体失去了必要的运筹空间。未来，中国的安全战略运筹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第三，发展必要的国防力量。无论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还是保障国家战略的实施，认清威胁的来源及其战略企图，进而做必要的准备是必须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国防实力的现实已经出现了巨大反差。在缺乏资源选择权、市场定价权和高科技主导权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更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对此，李际均先生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避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文／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