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越刮越硬。雪越积越厚。阳光越来越冷。

　　这，就是昆仑山口，青藏公路通过的地方。晒着太阳照样下雪。

　　我静立在玉珠峰下一座白亮的营房前，遥望着我曾经数十次穿越而过的山口，好像第一次感到它是那么的陌生。隐约地见得公路颤颤地绕山而盘，半云半雾，不露真面目。时有 汽车驶进驶出，如高山平湖里的船。那个依山而立的敦敦实实的桩子，也许就是那块标志山口高度的石碑，上面赫然写着“昆仑山口，海拔4767米”。这是一个让不少人望而生畏的高度，它代表着缺氧、酷寒、荒凉、险要。然而，还有一些人却在这里甚至在比这个高度更高的高度上创造着美丽的故事，丰富着我们的精神生活。

　　这使我不能不想起一个汽车兵，朱铎。

　　那天，昆仑山口绝对是入冬以来最寒冷最暴躁的日子。沙尘暴吼了起来，随之，风雪也呼天唤地地狂叫起来。正在过山的军车就这样被卷进了沙尘与风雪弥漫的世界里。如果仅仅这样，只要车子不出故障，朱铎肯定不会有后来的遭遇，他的那只左手大拇指也就不可能断掉。

　　朱铎的车就是在这个时候停在了昆仑山口。轮胎爆了，需要更换。他当然明白驾驶室外那放肆喊叫的风雪会怎样欺凌和折磨他，但他丝毫的犹豫都没有，起身就推门准备下车。谁知，车门被起码有六七级的狂风暴雪死死地拥堵着，根本推不开。他喊助手石鲁迅来帮忙，两人合力猛推，车门倒是开了，他俩也一起栽到了车门外的风雪里。他们互相搀扶着好不容易爬起来，帽子又被风雪卷走了。追！早没影儿了，追个鬼！

　　脑袋裸露着，利风如刀把头削得生疼。有什么办法呢！

　　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操作换轮胎这种极度笨重的体力活，要付出多少艰辛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是，朱铎说什么也没有想到它会威胁自己的生命。先卸后装——卸下破轮胎再装上备用胎。装和卸都不是省力气的活。拳头大的几颗螺丝帽要一个一个地卸下来，再一个一个地拧上去。套管、撬棒，全是冰冷得吸血咬肉的铁器，又是在零下近30摄氏度的隆冬，人的皮肤一挨上去，“刺啦”就会撕下一块带肉的血皮。套管抓着螺丝帽，在朱铎手中缓慢地却是有节奏地旋转着，使人觉得暴风雪的呼啸声就是他这么旋转出来的。有了这特别音乐的伴奏，他仿佛忘掉了严寒的无情袭击，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卸下这条爆破了的轮胎。当助手小石发现螺帽上的片片血迹时，朱铎已经把5颗螺丝拧了下来了，小石焦虑地问：

　　“班长，你的手受伤了？”

　　“蹭破了一点皮。来，你干一会儿吧！”

　　十指连心。朱铎疼痛难忍。浸渗出来的血转瞬就冷凝了，由红变得黑红，再变黑。确实很痛。没有涂抹的药水，也没有包扎的纱布，他只能咬牙承受。这时，风雪的势头稍有减缓，能见度约二十多米。朱铎看到不远处的荆棘丛上卡着一顶军帽，上前一看，正是自己的帽子。

　　风雪继续要掀倒昆仑山似地暴跳着。

　　已经拧下了11颗螺丝帽。可是朱铎怎么也没有想到剩下的最后一颗螺丝无论如何也卸不动了。他和助手轮换着拧，又合伙一起拧，仍然没有动静。那螺柱死死地连着螺帽不松口。小石说，我们实在没招儿了。朱铎说，不到迫不得已我们不得说泄气的话。

　　最后他们只有一个办法，焊掉它！朱铎取来焊枪，叭叭叭，只见蓝色火焰从枪口吐出，三下两下就把那颗顽固不化的螺丝连根剔掉了。就在朱铎剔螺丝的当儿，一点飞溅的焊花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他受伤的拇指上，朱铎“哎呀”一声惨叫，就倒在了雪地上。

　　白生生的雪地一片血迹。朱铎的拇指失掉了一截。

　　螺丝钉呀螺丝钉！

　　该怎么说你呢？恨吧，无从恨起；爱吧，又不知如何去爱。一台军车的所有零部件是靠你固定起来的，朱铎的拇指也是被你咬掉的。不，他的拇指是被昆仑山的风雪咬掉的，是被青藏高原的酷寒冻掉的！

　　一个小时后，朱铎才从疼痛中清醒过来。他要开着车继续向拉萨挺进。石鲁迅说，班长，我来替你开一会儿车吧！

　　失去了拇指的朱铎，一如既往地驾驶着汽车在世界屋脊上奔驰。他已翻越过数十次昆仑山。还要翻越多少次？只有在可可西里上空飞旋的苍鹰知道，朱铎多少次站立在昆仑山巅，站立在那块写着“海拔4767米”的地方。比这个高度更高的高处，才是他驰骋飞翔的广阔天地。

　　后来，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个季节，朱铎又一次开着车来到昆仑山口，他站在标志碑前，拍下了一张照片。再后来，他把照片寄给在老家湖北十堰市七河中学教书的爱人王梅。他没有在信上提自己拇指受伤的事……（来源：解放军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