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随着中俄关于东段边界补充协议的签署，中国长达21000公里的陆地边界，已有近20000公里得到确定。目前，中国与越南、俄罗斯、中亚国家的勘界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刚刚达成的中俄东段边界补充协议也即将开始实施。从1954年中缅边界谈判算起，在历时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轮廓终于渐渐清晰起来。

　　“别说是砂子，就是金子也让挖！”

　　1949年，中国新生政权在环顾周边时，突然发现这个古老国家的边界，居然包括了三种相互交织的“边界线”：既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也有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线，还有当时中国的实际控制线。可以这样说，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段边界是已经确定的。

　　同历朝历代不同，这个新生政权并没有“布国威于四海”，而是把建立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了第一位，尽管当时许多国家对它半信半疑，甚至怀有敌意。

　　于是，对于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等待时机的成熟。”

　　在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之下，在“团结一切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口号声中，边界问题被搁置下来。

　　即使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应用“现实主义”的逻辑成为“大国”后，周恩来还是对金日成说：“我们的国界很难划分，我们对你们实行门户开放。”当一些朝鲜人在鸭绿江中拉砂子时，周总理也只是表示：“别说是砂子，就是金子也得让拉。”

　　然而，1950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中国领导人觉得无法回避边界问题了。如1954年，印度公开以中国历届政府都未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划为中印边界。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中国被西方歪曲的形象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获得了极大改善。

　　边界问题从此进入外交日程。1960年的《中缅边界条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中国在边界划分问题上并没有锱铢必较，以此换来了中缅边境良好的战略环境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这个“大朋友”的疑虑的初步消解。

　　1960年代，以中缅边界协议为范本，中尼(泊尔)、中巴(基斯坦)、中蒙、中阿(富汗)等边界协议也相继顺利签订，92公里的中阿边界谈判过程甚至不到10个小时。中朝边界也在这一时期划定。

　　这一轮划界高潮之后，就只剩中苏、中印、中不(丹)和中越边界留待划定了。然而，这一留就是40年。

　　边界冲突30年

　　1960年以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亚非拉团结的共同愿望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边境的稳定，而此后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迅速上升的国家利益，让边界局势紧张了起来。

　　从1959年8月中印边境“朗久事件”到1989年中越“赤瓜礁”冲突，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之间，军事冲突穿插着边界谈判，在打打谈谈中持续了30年。

　　中印边界1700公里，核心问题就是“麦克马洪线”。事实上，这条线在建国之初并没有阻碍中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中印两国甚至还联手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源于印度1950年趁朝鲜战争之机军事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此后，印度的“前进政策”引发了“朗久”和“空喀山”等一系列边境事件，战争也终于未能幸免。硝烟散尽，在中国撤军多年之后，随着印度军队的重新进驻，中印边界就此维持下来。

　　中印关系的恶化在中国边界问题上至少牵连出了另外两个后果，一是中巴(基斯坦)边界问题顺利解决，二是中不(丹)边界划定无限期拖延。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使边界问题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当原则性的纷争蔓延到国家关系层面时，边界首当其冲为表达不满提供了新的渠道。1960年夏中苏之间发生了第一次边境事件，在新疆境内的“博孜艾格尔山口”，苏联边防军以越界放牧为由袭击了中国牧民。仅1960年当年，类似事件就发生了上千起。

　　当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着手准备与苏联的边界谈判。周恩来为中方确定的谈判口径是：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然而，1964年启动的第一轮边界谈判，6个月的成果只是在专家层面上双方承认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这点微薄成果没能促进缓和，最终导致了1969年两个核大国在珍宝岛兵戎相向。

　　珍宝岛事件6个月之后，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见”，才使两个核大国之间几乎“一触即发”的气氛缓和了下来，中苏边界谈判也因此得以重开。不过此后的九年谈判，仅仅是提供了一个沟通的渠道，边界对峙却日趋严峻。

　　越南与中国的边界冲突，从1979年到1988年持续了9年多。然而，这条边界也浓缩了中国人十分复杂的感情，从同仇敌忾“援越抗美”到被迫“自卫反击”，历史也同中国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1]  [2]  [下一页]

　　相关专题：军事历史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