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龙希成 北京报道

　　“这是一次罕见的大灾难，一个世纪都很难遭遇一次。此前，许多次大灾难所造成的死亡总数要比这次高得多，但都不能称为全球性灾难。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次全球性(Global)的大灾难，因为它最清楚地凸显了人类社会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对于这次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印度洋地震和海啸，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告诉记者这是他最大的感受。

　　丁学良说，“作为人类社会一分子，我们不幸地置身于灾难的影响之中，备受煎熬；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作为社会科学家，这次灾难又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提供了一次罕见的机会。”

　　“这场灾难，涉及的方面如此广泛，影响的程度如此深刻，灾难所波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宗教的甚至国际关系的影响，也会以高度聚焦的方式，一下子全部凸显出来。”

　　大灾难就像三棱镜，透过它，可以观察到当今人类社会变动极其重要的方面。

　　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差异

　　《21世纪》：在你看来，这次灾难凸显出的当今人类社会第一个特征是什么？

　　丁学良：灾难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凸显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到现在——1月3日晚八点半为止的资料显示，从死亡的相对人数看，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全国人口是1900万，已确定的死亡人数是3万人，失踪6000多人，差不多每500人中间就有1人死掉，这是不得了的事！受打击程度次一等的是印尼，印尼总人口是2亿2千多万，已经死亡96000人，死亡率差不多是1／2200。第三个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你猜猜看是哪个？是瑞典！瑞典在北欧，人口900万，但它已有3000多人找不到下落！即使有一部分找到，对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异常严重的打击，死亡率差不多是1／3000。

　　这次灾难同时打击了世界上最穷的和最富的人群。除东南亚重灾区以外，全世界受影响最大的是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北欧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生活指数，过去25年来，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北欧为什么会死人那么多？这就牵涉到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次受灾难打击的很多区域，都是很偏远的岛屿，很落后，有些地方保持了很原始的风貌。像印度的安达曼岛，它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惟一还保存有属于旧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地方，在拉丁美洲所能找到的最古老部落也还是新石器时代的。这些地区受到严重损失我们容易理解，因为它们穷，没有好的急救、交通和通讯设施，小群岛离海面又很近，等等。

　　但灾难同时也打击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北欧人。北欧一年之中有5-6个月属于冬季，没有阳光。它距离北极很近，那个地方的人只要到了天冷时候——现在正是冬天——就带着一年积蓄的钱，全家跑到东南亚、澳大利亚这些阳光地带去度假，去寻找阳光。这次地震海啸打击了世界上最穷的和最富的人群，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能理解。

　　另一个特别之处是，从统计数字看，到泰国等地旅游的人，若讲绝对数字，香港一定名列前茅，但这次香港去的游客，迄今为止仅死了8个人，不算多。台湾和中国内地去的游客死的也很少。为什么？这就很有社会学意味。要知道，香港跑到东南亚国家去旅游的人，密集到了每星期平均有100个班机。但是，中国人度假跟北欧人不同，一般选择比较省钱的方式。这次灾难，越是贵的豪华宾馆，越是靠近海边，越是受海啸打击最严重。香港等地去的华人游客住的都是比较省钱的地方，所以相对而言伤亡不大。

　　另外，亚洲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喜欢冒险。你看这次日本游客迄今为止好像一个人没有死，其实去泰国等地方旅游的日本人多得不得了。但是亚洲人不怎么喜欢冒险，他们不到那些非常孤立、遥远、偏僻、原始、地貌奇特的小岛上去，往往呆在离市中心较近的地方，所以伤亡率较低。

　　所以，我们从伤亡的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出人们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到3日晚8点半为止，泰国死亡5000人，一半是外国游客，一半是本地渔民。一半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的人群，一半是最贫穷、最落后的人群。

　　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21世纪》：这次灾难还显现了什么样的特征呢？

　　丁学良：这次大灾难，全球化的特征非常突出。在过去100多年里，就大自然灾难的严重性、造成的伤亡人数而言，这次大灾难都不是最严重的。比如说，1970年孟加拉因为飓风引起的洪水灾害，导致了50万人的死亡。追溯到1883年，印尼的一群火山岛爆发引起严重的震撼，声音远在印度和澳大利亚都能听到，海啸掀起的巨浪高出海平面40公尺——这次海啸巨浪最高不过20公尺。那次火山岛爆发扬起的灰烬对太阳的遮挡，使得自1883年以后的好几年里，北半球气温平均下降了1度；只不过因为火山岛偏僻，导致死亡的人数才36000人左右。

　　但是，为什么这次地震和海啸引起的大灾难却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次全球性灾难呢？因为此前的那些灾难，无论发生在哪个地方，导致的伤亡人数虽然很多，破坏很大，但因为通讯和交通阻隔，那些灾难都是孤立的灾难，不像这次灾难那样把全球人的命运和关切都同时效地绑到一起。

　　这次灾难伤害的既包括当地的穷人，也包括全世界来这里旅游的富人。这种现象在以前是没有的。现代技术的发达，资讯和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频繁的流动，使得地球上任何一次大的灾难都变成不仅是本地的，而是全球性的灾难，它把全球人的注意力都揪在了一起，人们每分每秒都在为之担忧。无论是专业人士或是一般游客，他们对于灾情发生现场和过程实况的捕捉和传播，都是以前任何一次灾难不可比拟的，这使得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在为这次灾难震撼和悲伤，所以这次的捐款规模超出了人类史上的任何一次。

　　《21世纪》：也许这次灾难的全球化还会体现在传染病的预防上吧？

　　丁学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担心，如果这个地区对传染病的控制不能立即跟上的话，接下来传染病、瘟疫可能杀伤的人数，会好几倍于海啸本身所杀伤的人数。这也是因为全球化的缘故。很多游客返回本国去，都有可能把这个地区的传染病带回到本国去。很多国家朝这里派来了救援队。在未来的三四个星期之内，如果传染病、瘟疫不能有效控制的话，那么伤亡的人数将会比16万人多得多。这些都凸显了全球化的影响。

　　《21世纪》：在这次灾难中，人们应对灾难的机制和手段是否也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呢？

　　丁学良：这次灾难是全球性的，所以应对的方式也是全球化的。东盟马上就发起召开

　　全球救灾协调高峰会，讨论设立整个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周边国家政府介入和建设的预警系统。如此规模的灾难是跨越国境的，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是相关国家的联手合作。一个大的区域，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联手合作，用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和机制来预警它。

　　海啸的警报系统，全世界有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在美国的夏威夷，一个在澳大利亚。这两个中心拥有研究和预警海啸最先进的技术。但是此前，印度洋周边国家，一方面因为穷，另一方面因为政府对这些环节不怎么重视，没有花钱把世界上预警海啸的技术买过来，导致如此惨痛的后果。即将召开的东盟会议就要落实这些事情。

　　《21世纪》：这次灾难的教训值得全世界吸取。

　　丁学良：很多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应从这次灾难吸取经验教训。灾难可能发生在某省某地区某县，但建立应对灾难的机制，要有全球化的眼光。这次灾难在人类记忆中间不是最严重的一次，但它却是全球注意力最集中的一次，回应它的方式也是全球最密集的一次。

　　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

　　《21世纪》：对大灾难的应对，政府能起到什么重要作用呢？

　　丁学良：这次灾难凸显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很不容易。这次灾难打击的国家大部分都很贫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具备应对突发的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素质。几年前就有科学家警告过，这个地区要注意此类可能的大灾难，但那些政府都没有把这些警告当作一回事。资料显示，对于印度、印尼这样的国家，建立预警系统也不过两三千万美元的代价，若早一点建立这个警报系统，不说完全预防，至少可以把损失降低百分之几十，而这个代价远不止几千万美元，更不要说多少万人的生命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要提升治理能力，必须时刻听专家的意见。现代世界很多领域变得如此复杂，如果不听该领域专家的独立的意见的话，政府就很难提出有前瞻性的措施。

　　在这次灾难救济过程中，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同外部世界对他们的援助，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像印尼的棉兰这些地方，等到外国援助的物资到了，当地官员没法配合。救援的物资很多，需要接受救援的人也很多，但是中间卡了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当地政府的应变能力很差。没有这个应变能力，每一个小时都在增加死亡的人数。很多人的命是可以救过来的，就是因为当地政府没法很快协调国际社会带来的多方面援助。

　　《21世纪》：除了政府的能力和素质以外，政府的态度怎么样？

　　丁学良：在态度上，有三个国家受到批评最多。一个是泰国。因为旅游业是它的重要产业，基于2003-2004年禽流感的打击，泰国担心这次灾难会带来更大的打击，所以泰国政府这次被媒体指责最初有意隐瞒了受打击的程度。隐瞒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你在开始关键的几个小时隐瞒了，但是你隐瞒不了实际后果，反而降低了最初关键的几个小时急救的效果。一旦遇上大灾难，最早阶段最为关键，这个阶段如果行动及时，伤亡和损失就能少很多。当然，泰国政府还不错，它一看情况瞒不住，马上就改变了错误做法。

　　另一个是印尼政府，印尼的官僚和拖延做法，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不协调等，受到严重批评。早先，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已经测到了这个大地震有可能引起严重的海啸，但在通知可能受到灾难打击的国家特别是印尼的时候，找不到一个要害的部门去沟通，印尼没有一个总体协调的机构。每找到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或者没人，或者说不该我管。所以在危机时刻，政府的治理能力特别体现在它有没有一个总的协调机构和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有没有办法在本国、本地区识别和传递由别处传来的重要警告，有没有通畅的信息渠道。

　　第三个受到批评的国家是印度。不过，对于印度的情况要给予一个平衡的考虑。到1月2日为止，印度受到严重打击的离大陆很远的那些岛屿，印度不允许外国飞机直接降落或投放救援物资，因为这些岛屿很多是它重要的海军基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安达曼还保留旧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印度几十年来一直很好地保护部落的多元文化，生怕其他地方的人去多了以后，影响本地部落的生活方式和人种的特色。所以即使是本国公民要进入这些岛屿，印度也要给予特许签证。但在最危机时刻，你应该有一些非常的、有效的应急措施，而印度没有。

　　这三个国家受到批评，主要集中在应变能力上，不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信息系统是否通畅，部门之间能否协调。由此可见，一个政府的治理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平时处理日常事务上，或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上，同样重要的是体现在对突然降临的杀伤力巨大的灾难的应对上。

　　大国的外交能力和国际道义

　　《21世纪》：有人说，这次国际上对受灾地区和国家的援助是一场外交较量。你怎么看？

　　丁学良：国际影响力涨落是这次大灾难凸显的第四个特征。对这个区域来讲，最重要的外部援助来自日本、美国、欧盟和中国。

　　欧盟的政府援助还比不上欧盟的民间援助来得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欧洲人到这个地区旅游。而从民间援助来讲，英国捐款是第一。政府援助，迄今出钱最多的是日本。日本援助的重要原因是，在整个东南亚区域，日本都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和现时的人员和经济往来，所以日本一下子拨了5亿美元。

　　在这方面美国受到了批评。它对这个区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反恐这一点上，凡是跟反恐没关系的事它都不怎么关心。所以这次美国开始时只拿3500万美元，被认为是太少了。但是美国政府一听到批评以后，反应很快，立刻增加十倍，而且调集它的海军和空军力量介入当地的救援。这次灾难给美国政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契机，来修补美国和这个区域的关系。

　　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也有很多的评论。灾情一发生，香港演艺界立刻就有义演、捐款等，600多万人口，民间就捐出来3亿港币。

　　中国一直想在东南亚地区成为负责任的有影响力的大国，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愿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该区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现在，中国政府增加了救援的款项和力度，领导人也将参加东盟高层会议，而且中国很快派出医疗队等等。这都说明中国政府尽管财力有限，尽管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还不多，但对于这种大规模的突发灾难应该怎样救援，已经作出了较快的积极反应。这次救援，从某种意义上，显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大国，在这个区域遭遇严重灾害的时刻，以什么样的国力，以什么样的心态和姿态，和以什么样的技巧和方式，来帮助人家，这也是一种国际影响力的无言的“较量”。

　　中国应该有多层次的方式，表示对这个区域的关心和援助。除了中国政府的救援财力和救援队伍以外，中国的民间社会，如工商界、演艺界、传媒界都应该有所表现。拿多拿少是一回事，拿不拿是一回事，应该有一种很自主的方式。这也表明中国社会正在向国际社会的主流越来越近。

　　《21世纪》：在国际社会上，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救助，是否也涉及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尽管有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甚至宗教的差异？

　　丁学良：从深层次上讲，我们任何人种都应该有一些普世主义的价值观。就是无论这个地球上哪里发生灾难，哪怕那些受灾的人同你没有任何血缘、经济或文化的联系，甚至他们以前还伤害过你这个族群，你都要表达同情心。况且中国这些年来发展了，跟受灾地区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当这个地区遭遇重大打击之时，中国的民间社会对他们的援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你的财力有限，但你的心态人家是可以看出来的。尤其是民间社会的自发做法，在国际社会上特别能够赢得人家对你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