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今已百年。对这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直接关系到中国利害甚至命运的战争，国人当然极为关注。但有意思的是，一部分人虽然谴责这场使东北居民惨遭兵燹之祸的战争，也对国家衰败如此、遍地生灵涂炭深感痛心，但他们同样关心这场战争的胜负，并预测战争进程、结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自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立宪运动，但其活动和影响主要在海外，对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对两个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厮杀，立宪派当然十分愤怒。但在预测战争的胜负上，他们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可以战胜仍行君主专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战后的第三天，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即发表社论，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使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它明确提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制度，而不在其他。还有文章预料，在日胜俄败之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天大异者矣。”有人甚至认为，这次战争将使国人“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则日俄之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他们说得很明白：“盖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政府之意，必以为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如果这样，中国的立宪改革将更加困难。

　　与立宪派预料并希望日本获胜相反，清廷和守旧派则预料并希望俄国获胜，而且制定了具体的亲俄外交方针。他们认为，日本为一小小岛国，远非地大物博的俄国的对手。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是“以权与民”，这样士兵在战场必然会“各顾其命”，难打胜仗；而俄国是君掌大权，军队一定令行禁止，易于取胜。对此，立宪派反驳说，国家的强弱不在大小，而在精神。日本虽小，但经君主立宪后精神蓬勃，“俄国虽大，而腐败之气象与我国等”。另外，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之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而这是“专制之国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语耶”？战争的发展证明了立宪派预料的正确。从1904年2月到8月，双方舰队在旅顺口附近多次海战，俄舰受重大损失。同时，日本陆军从新义州渡过鸭绿江，突破俄军防线。1905年1月，旅顺口俄国守军投降。在2、3月间，双方以60万兵力展开沈阳会战，结果俄军败北。为挽回败局，俄国从欧洲调舰队东驶，又于5月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终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

　　平心而论，立宪派一年前作出日本必胜的结论相当大胆，甚至有些冒险，更多地带有价值取向的成分。因为近代以来的所谓“公例”是黄种人被白种人打败，而且以两国的幅员、实力来看，当时公认俄国远在日本之上。所以当日胜俄败的结果一出，立宪派就借此大做文章，宣传说这场战争“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

　　其时，由于国家一直有亡国之危，而且中国完全没有立宪传统，所以多数国人并不关心限制皇帝权力的“立宪”、保护公民的“权利”等，而萦绕心头的还是国之兴亡。此次日本在打败君主专制的中国后竟又打败公认强大的也是君主专制的俄国，似乎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一些人一个道理：立宪可以强国，可以救亡。所以，十年前的甲午战争虽使一些人感到中国的富强在于维新，但有此认识者毕竟少而又少，而此时的日俄战争则带给这些人更强烈的刺激。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就影响大增，迅速高涨。

　　日俄战争对中国的深刻影响说明，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国内政治必然要受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势客观、清醒、科学的认识分析，更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