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5日，雄伟壮观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在四川省松潘县元宝山顶落成。

　　红军长征纪念碑缘何选在此地？笔者走访了当年建碑的部分成员，最终得知来龙去脉———

　　选点

　　四川，在红军长征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红军在这里经过的时间长，活动的范围广，面临的环境艰险，进行的斗争卓绝，创造的业绩多，付出的牺牲也大。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四川建立一座纪念红军长征的“总碑”。

　　1985年，受党中央、中央军委委托，成都军区党委和四川省委负责建碑工作。

　　消息传来，各路专家汇集。雕塑家、设计师、摄影师、建筑师等坐上吉普车，沿途实地考察，让创作设计思维在万水千山翱翔。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川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从这里翻越过长征中最艰难的雪山，跨越过最艰苦的草地，举行过重要的会议，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

　　红军当年在阿坝州的活动，有名气、影响大的地方很多。马尔康、毛尔盖、红原、若尔盖……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建碑理由，这就难为了决策者。

　　受党中央、中央军委委托，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址、碑园总体设计方案以及主碑、群雕模型，均由原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主持审定。

　　经过筛选，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址选在了马尔康附近的阿底村。

　　建碑办公室组织了16名专业创作人员赴阿底村勘察，研究制订了设计方案。随后，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委专门召开会议，对碑园总体规划、雕塑创作、碑型设计方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讨论，确定了选送中央审定的可行方案。接着，军事博物馆组织人员将方案制成模型和沙盘陈列展示，供中央领导审查。当时参加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部分中央委员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观了模型，一致表示赞同，确定主碑为金属三角立柱体碑型，总体规划可分批分期进行。

　　改点

　　碑址选在阿底村，虽与阿坝州州府相邻，又有较好的地势，但修建红军长征纪念碑的目的在于昭示后人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社会效益必须放在首位。由于阿底村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人们难以前往参观。加之在阿底村建碑需迁走一个粮库，搬迁困难较大。鉴于这些问题，建碑领导小组拟定了大、小两套方案，将实际情况报告党中央、中央军委审批。

　　随即，建碑领导小组组长、老红军、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陈明义，副组长、四川省委原副书记聂荣贵专程赴京汇报。

　　1987年4月9日，杨尚昆在京听取了陈明义、聂荣贵的汇报后，指示可另选新址。

　　几经勘察，反复比较。松潘县城北郊17公里的川主寺，进入了勘察设计人员和决策者的视线。川主寺是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经过的地方，它背靠雪山，面对草地，既是前往“人间仙境”———九寨沟和黄龙自然风景区的交叉路口，也是前往若尔盖和红原草地的岔路口。东北去九寨，东南去黄龙，西北去若尔盖、红原，西南去成都。真可谓“四路交会”的交通要道。

　　定点

　　新的设计方案和录像片、解说词送到了北京。1987年6月，军委领导审定了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委关于碑址选在松潘县川主寺附近的报告，并予批准。随后，成都军区原政委万海峰、四川省委原书记杨汝岱分别到松潘碑园的具体地址进行踏勘。一批老红军战士、解放军高级将领也到现场察看。

　　碑园选址牵动了众人心。当时在松潘一带作地质考察的成都地质学院一位教授，听说要在川主寺西面的龙头山建碑，便主动上书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党委，陈述龙头山正好处在地震断裂带上，是一个大滑坡体，基石不稳，建议改在龙头山对面的元宝山。有关人员又经过实地踏勘、论证，最后确定纪念碑建在元宝山。

　　形似金字塔的元宝山，山势突兀，地势开阔，红军长征通过的亚克夏山，走过的水草地，著名的包座战斗，以及长征史上重要的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会址，都距此不远。在此建碑，确实是最理想的选择。（来源：解放军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