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被称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肩负着特殊使命来到了延安，开始了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长达三年的正式交往与合作。本版内容摘编自《延安使命》(［美］卡萝尔·卡特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是第一部评介1944年到1947年“迪克西使团”的缘起、组建、人员、工作及其影响的专著。 ——编者

　　毛泽东给华盛顿的一封信

　　帕特里克·赫尔利(美国驻华大使)在中国的任务就是要把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起初他是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开始他的任务的，但谈判破裂后，他就公开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了。为了应对他态度的转变，共产党改变了与美国打交道的方法。从1944年12月中旬到1945年1月上旬，他们试图绕过赫尔利和蒋介石，并和他们认为比较友善的美国人直接合作。但在这期间，很多美国支持与延安合作的人丧失了影响力，于是共产党就开始寻求与华盛顿的直接接触。他们也表示了对来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军事援助的兴趣，并且倚重“迪克西使团”或战区总部。共产党显然始终相信美国迟早都会认识到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但除了做出一些调和的姿态，美国的政策一直都只着力于削弱共产党的权力，他们通过与苏联合作或支持国民党来达成这一目的。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945年6月。

　　在延安，1944年12月初的一个午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马海德秘密会见了“迪克西使团”的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中共方面要求他亲自给华盛顿的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ErnestJ.King)送一封信。

　　1944年12月23日，希契抵达华盛顿。他向海军部长詹姆斯·佛列斯特尔(James Forrestal)汇报了整整一个下午，并在12月29日会见了国务院的约翰·卡特·文森特。他们两个人都看了这封来自毛泽东的信，还复制了这封信，让相关的人士传阅。

　　希契告诉文森特，他认为可以肯定共产党的军队是可以被有效利用的，如果满足他们两个条件的话：(1)他们需要有爆破装置和日本的军火，因为共产党军队现在使用的几乎全部都是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小型武器。(2)他们还需要一种持续的道义支持，也就是肯定他们在击败日本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解释说，如果共产党军队得到来自美国的持续支持的承诺，他们会守信地加强对日军行动的力度。共产党极缺军火，他们希望可以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控制他们所攻击的日本交通线沿线的战略要地。

　　1月6日希契受到联席参谋长的接见，他们正式邀请他列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与二三十位与会人员交谈了近二十五分钟。海军情报局为了鉴别希契报告的准确性，确定毛泽东是否有诚意，他们开始策划瞒着迈尔斯把希契送回中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海军情报局驻重庆的人员需要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在联系之后，希契和一个海军陆战队小分队将乘一艘潜艇从山东半岛登陆。这一登陆地点应该在长江以北，这儿注定是大批美国人登陆的合适地点。而且他们计算，如果希契可以做到在那儿登陆，那么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也可以做到。然后这些人可以进入无线电通讯网，可以再做其他的事；其他细节将会在以后计划。为完成这一策划做了大量工作，其中还包括希契领导的船员，以及到时要划小艇驶抵岸边，然后由共产党人接应。

　　不过那个计划没有执行。

　　莫克莱尔计划

　　莫克莱尔(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也准备了一份计划，详细说明了美国应当由四五千名受过良好训练的技师组成空降部队前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去摧毁、破坏日本的设备。魏德迈(中国战区美军司令)赞同这个计划，因此莫克莱尔把这个计划提交给了陈诚将军——国民政府负责作战的人。莫克莱尔说他不仅对自己也对魏德迈将军说，作为“真正的军人”，美国有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与它的敌人战斗。在这番对话后，莫克莱尔让他的好朋友包瑞德(“迪克西使团”首任团长)与共产党对话。包瑞德说在德国战败后，一个在欧洲服役的美国伞兵部队可能被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岛的最后打击。包瑞德问共产党，他们是否可以在滩头阵地建立后为一个师提供不包括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火的给养，直到正规部队的补给程序开始运作。

　　莫克莱尔让包瑞德转告共产党人，这些对话纯粹是探索性的，因为美国的这个师是否会在德国战败后派往中国还没有决定。包瑞德也必须让共产党方面了解在任何行动付诸实施之前，都得经过国民政府的同意。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相当于美国公然违背了外交礼节，相当于承认共产党为中国政府的合法代表。

　　包瑞德在1944年12月27日带着这个应当是莫克莱尔起草的应变合作计划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延安之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这次延安之行证明他胜任了这项艰难的使命。他又一次与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将军和叶剑英将军会谈，再次申明一切都没有确定。共产党似乎可以接受在他们统治的地区有大批美国军队的存在，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像包瑞德估计的那么高兴。他们问如果美国部队到了，他们是否可以参与协商美国部队的具体军事行动，并且确认在美国正规军补给机构提供给养之前是不是要给美国提供补给。

　　包瑞德在12月29日返回了重庆，当晚参加了一个晚宴。赫尔利也出席了这个晚宴，但包瑞德并没有提及他最近的延安之行。几天后，包瑞德就前往昆明去接受在莫克莱尔将军领导之下的新开辟的中国战区指挥部的参谋长职位。没过多久，他就得知在延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给重庆方面汇报了他许诺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美国空降师的事情。宋子文立刻要求赫尔利做出合理解释。据包瑞德说，赫尔利告诉宋子文，他根本不知道这次延安之行，他严厉地批评了魏德迈。

　　莫克莱尔为共产党提供给养和装备的计划败露，极大地影响了几个直接或间接参与者的职业生涯。这件事也改变了外交人员和参谋部一些人和赫尔利的关系。它也影响到“迪克西使团”，因为它的存在与是否要继续和扩大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合作理念直接相关。如果美国要继续莫克莱尔设想在中国北方开展的计划，“迪克西”的范围和职权都会相应地扩大。后来的情况是，派往“迪克西使团”的人数增多了，但它的职能并没有什么变化。

　　毛泽东提出访美

　　在莫克莱尔的计划呈交的同一天，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的副代表威利斯·伯德中校与包瑞德一起飞到了延安，开始代表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共产党谈判。

　　伯德最先会面的是朱德将军，时间就在他和包瑞德到达的那个早晨。包瑞德告诉朱德，伯德正是按重庆美军参谋部的要求来谈要做些什么和能做些什么，有待美国政府批准。在对这一议题谈了很多以后，又在当天下午组织了另一次会面，是与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在将近五个小时的过程中，多项议题都涉及了而且形成了共识：

　　1.特别军事行动小组人员和他们的部队将被安排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主要是摧毁日本的通讯设施、飞机场和碉堡，一般打了就跑。

　　2.美国战略情报局将会全面武装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要支持和掩护美国军队完成破坏任务。

　　3.通常，袭击的目标都由魏德迈选定，具体细节会与共产党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共同制定。

　　4.美国战略情报局将为至少2.5万名游击队员提供除了食物和衣服的全副装备。

　　5.要专门建立学校，来培训如何使用美国武器、炸药及通讯设备。

　　6.用于与八路军合作的无线电情报网络也要建立起来。

　　7.民兵至少要配备10万套伍尔沃斯单发手枪。

　　8.相应地，当魏德迈认为战略需要，共产党应当用他们全部的65万人部队和250万人民兵加以配合。

　　伯德显然已经努力在一个下午就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尽管这个共识未必能实现。但魏德迈对这件事的报告说，他对伯德的行动一无所知，直到1月份莫克莱尔告诉他，他把伯德派到延安去了。在1月27日的报告中，他向马歇尔将军(美军陆军参谋长)报告了这件事。这位战区指挥官说，他已经通知了所有在他统帅下的官员“我们必须支持国民政府”，并且“如果没有蒋委员长的赞同和认可，绝不可能与中国的任何组织或个人谈判，或对他们提供援助”。

　　共产党的领导人，毫无疑问愿意相信包瑞德和伯德以美国高级权威的身份说过的话，并且因为上述的那一次会面又增加了新的希望。因为感觉他们可以和美国的另一个派系合作，他们就拒绝了赫尔利进一步提出让周恩来赴重庆进行深入协商的要求。

　　1945年1月毛泽东表示愿意和周恩来一起去华盛顿。“迪克西使团”的代理团长雷·克劳姆莱少校1月9日把这一提议转达给魏德迈在重庆的总部：

　　延安政府想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去美国，向对中国的形势和问题感兴趣的美国公民和官员解释目前的状况。以下是未记录在案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把他们当做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地单独或同去华盛顿。如果罗斯福现在或不久的将来发出邀请，他们明确表示希望去美国。这有利于保护他们相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影响。

　　如果罗斯福对他发出邀请，周恩来就会乘飞机去美国，但这封信在1月10日到达重庆，就再没有像毛泽东和周恩来期望的那样传达到“美国最高领导”。实际上，当时赫尔利与魏德迈将军都把它留在重庆，只是在14日给罗斯福的六页纸的信中的第五页提起这件事。在那封信中，赫尔利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谈判的破裂归咎于莫克莱尔和包瑞德曾经的许诺。赫尔利给总统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在魏德迈离职期间，“他麾下的某些官员起草了一个关于在共产党统治地区使用美国伞兵部队的计划，还计划在游击战中由美国人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们就根据美国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确定了计划，完全绕过了国民政府。美国的补给直接装备共产党的军队，这恰恰是给了共产党想要的，他们自己的身份得以确认，又装备了他们自身，同时毁了国民政府”。赫尔利说虽然他对这一计划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但他不知道这一计划已经交给了共产党，直到共产党想让魏德迈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罗斯福见面他才知道。

　　当然后来秘密出访华盛顿始终没有实现。但赫尔利认为，就是这种对他权威的破坏导致了共产党后来的不肯让步，也是美国人的背叛使毛泽东和周恩来宁愿去寻求与华盛顿的直接接触也不接受他努力争取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妥协。

　　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武装和供应真的能到延安的部队会如何呢？赫尔利、魏德迈和陈纳德在战后的演说中都对1945年春天的共产党有赞誉之词。甚至第二十轰炸机大队的指挥官柯蒂斯·雷迈(CurtisLeMay)都和毛泽东交换了礼物，后来还回忆道，“我们双方的关系如丝一般光滑柔顺”。美国战略情报局因为与延安进行了更为紧密的接触，可能会比在中国的其他部门有更公允的判断。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用到“迪克西使团”的话，我们和莫斯科双方的姿态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一些历史学家曾得出结论，认为罗斯福之所以愿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向斯大林的政治要求妥协，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我们需要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与大批日本人作战。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真的深入到那一地区就会发现，其实敌军的力量已经枯竭了。也许这样的信息就意味着更少强调俄国在亚洲的帮助，也许会改变冷战期间的力量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