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供《舰船知识网络版》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由于中华先民所处的地域、生态环境的差异，造就了生活习惯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因而，在先秦时期就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因此，对某一种区域文化的研究，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传播及弘扬都是积极有利的。

　　以往由于考古资料少等种种原因，在研究先秦时期的鲁东南地区时，多称齐鲁而涵括山东，而对一些相对较小区域的文化现象，则忽略不计而并归于齐鲁文化之中，这就使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被忽视和湮没。

　　沂蒙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内一种区域性文化，其源头为50万年前的沂源猿人及其子孙所创造的史前文化。几年来，随着地下考古资料发现的不断丰富，经过人们的梳理、挖掘、提炼，沂蒙文化的发展脉络逐步清晰，它包涵有儒学文化、荀学文化、书圣文化、兵学文化、智圣文化、革命文化等子文化体系。可以说，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沂蒙文化与北部的齐文化和西部的鲁文化连袂鼎足，成为山东三大文化体系之一。本文拟就沂蒙文化中的兵学文化试作探讨。

　　一、东夷文化是沂蒙兵学文化的基础

　　考古资料证明，新石器时期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鲁东南地区，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阶段。由于这些文化序列完整，相互承袭，自成体系，是我国上古思想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故史学家将其称作东夷文化。建国以来考古发现的沂水南洼洞、日照秦家官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说明远在数十万年以前鲁东南地区已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此后，这一地区发现众多的距今2万年至1万年前的细石器文化遗存说明这里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区之一。尤其是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蛋壳黑陶、精美的玉器、石器、骨器和早期铜器，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带有图象文字的陶尊等，进一步证明东夷文化在中国同期诸地域性文化中无可争议的先进地位。东夷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尚武”之风源远流长。《说文通训定声》释道：“夷，东方之人也。东方夷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大人也。”《逸周书·尝麦》又称“帝命蚩尤宇于少昊”，就是帝命蚩尤为少昊的酋长，因而蚩尤即是整个东夷集团的大首领。史传蚩尤制作了戈、矛、戟、酋矛、夷矛等“五兵”，兵道由此兴起。据此可知，东夷民族不仅是弓箭的发明者，也是古代冶金术的最早发明者，东夷首领蚩尤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神--兵主。千百年来，东夷民族一直以骁勇善战，尚武习兵，以智胜敌的强项民族的形象矗立于中华民族之林。

　　以临沂为中心，西到沂南，南到郯城，东到莒南、临沭，北到沂水，都含有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说明从大汶口文化晚期以来鲁东南地区已成为一个稳定发展的文化中心。当年孔子师郯子，听郯子讲解其祖先以鸟名官的历史，孔子发出“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的感叹。证明沂蒙文化传承丰厚，内涵博大深沉，以及与之并生的文化向外辐射与影响，使之在中华悠久历史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民族文化中，有着突出的贡献。千百年来沂蒙人一直保持着热爱文化的传统，同时也不乏尚武的古风。

　　二、沂蒙兵学文化上接源远流长之东夷文化，后与齐鲁文化相交融。

　　东夷人的擅兵尚武精神，造就了齐鲁兵学的甲冠天下。

　　《史记 •••••齐太公世家》称：“太公吕望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曰：“东夷之士。”说明齐国的创立者姜太公为东夷人，齐国的文化传承，也应该是东夷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齐国，自太公建国以来，一向重视研究战争谋略和作战技巧。《史记 • 齐太公世家》记载：“周西伯昌之脱 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言兵及周之阴权者皆宗太公为本谋。”因而，这块土地便成为兵家思想的沃土，兵学著作繁富而博大精深，《六韬》、《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自成体系，延绵不绝。战国时，为了使“齐最强于诸侯”，齐桓公时建立稷下学宫，重用贤良学者议政、议兵，形成了良好的修政治兵氛围；后又向孙膑问兵法，确立了富国强兵的战争观，齐国逐步强大起来，先后打败了魏、赵、燕、楚等国，达到了“诸侯东面朝齐”的强势。齐国的兵学体系由于上层的重视，民风的普及，始终占主导地位，对后世的传播影响无能盖及。

　　与齐同时就封的鲁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我们知道，儒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正宗，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先贤们，创立了一套以“仁”、“义”、“礼”、“德”、“教”为核心的理论，对后世影响之大绝无仅有。儒家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积极生活态度，爱国爱家、坚韧不拔的节操和求知上进、善于学习的精神，在中国的教育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从兵学角度分析，鲁国的建立者周公旦，也是一个文韬武略兼备的政治、军事家，他征服准夷，平定叛乱，维护了周王室的稳定统一。春秋初期，鲁国曾强盛一时“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抵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许陈，足以方行中夏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史记 •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也评论道：“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鲁国的兵学体系表现为，重智谋、尚功利，重视经世致用。

　　春秋后期，华夏各民族之间广泛交往。在山东地区以齐鲁为中心各东夷部族往来甚密，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沂蒙兵学文化在这种文化交融中逐步丰富、成熟和发展。可以说，沂蒙兵学文化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了齐文化的开创、进取、发展精神和鲁文化重礼、继承、吸收的特色，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兵学文化，齐鲁文化对沂蒙兵学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浓郁厚重的沂蒙兵学文化

　　发源于泰沂山脉以南的沂河和沭河，流经今淄博、日照、临沂等地区，直至苏北与淮水相汇而注入东海。沂沭流域的北部多是低山丘陵，中南部则是广袤无垠的平原。同所有的人类祖先一样，沂蒙的先民也是逐水而居，在沂蒙地区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沂蒙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铸造了自己奋发图强的性格。为了谋取生存和发展，沂蒙人自古就非常重视修政治军，发展经济。从沂蒙地区出土了大量东周至汉代的青铜兵器和铁兵器，沂南北寨汉墓中规模宏大、工艺高超的汉画像石，金雀山汉墓精美绚丽、五彩缤飞的帛画，都足以证明，这里在汉魏以降之前为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尤其重要的是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的大量的先秦兵书，同时出土的两件漆耳杯，底部刻有“司马”二字，4号墓出土的漆盘上刻有“马门”二字。经专家考证，在“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风气(《汉书•食货志》)。银雀山1、4号墓都属此时期，“司马”和“马门”可能都是以官为姓的，墓主人或其家族可能是长年出任司马军职的武官。从3号墓随葬的戈、剑、弩机、箭头等兵器，也证明墓主人与军事有关。银雀山1号墓中随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大批先秦兵书，更足以说明当时沂蒙地区的军事思想十分发达，兵学研究之风盛行，达到了“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由此可见，沂蒙兵学文化的积淀厚重而深远，在这浓郁的人文、地理环境中，沂蒙兵学文化的发展也同样深邃而精彩。出生于沂蒙琅琊阳都的诸葛亮家族是沂蒙兵学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它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军事思想，使沂蒙兵学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绚丽而灿烂。

　　四、沂蒙兵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我们知道，对一个家族文化现象的研究，也是对一种区域文化的研究。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诸葛家族在历史上是个显赫的家族，诸葛亮的父祖在两汉时都是朝廷命官，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仕蜀、吴、魏三国，文韬武略，治国安邦，个个有着非凡卓越的才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由此推断他们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和深受地区环境的影响。

　　考之古琅琊，西汉曰琅琊郡，治东武；东汉曰琅琊国，治开阳。这里经济发达，学术渊源，早在西周春秋时期各家各派的思想蜂起，百家争鸣热烈；西汉时期，又是中国的学术中心之一；因地域因素，受齐鲁文化的影响至深。因而，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沂蒙兵学文化思想包含了一体多元的复杂倾向，即是以兵儒为主体，又兼容道、法、墨、阴阳学派的思想精华，从而形成政治主导军事的时代特色。如：信奉法家，主张“信赏必罚”，保证了蜀国政治上清明，后人对此评价极高，陈寿道：“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提倡道家“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无为而治”思想，主张清静无为修心养性，淡薄名利，由此得到后人的敬仰和高度评价。

　　贯穿诸葛亮军政一生的兵儒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与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沂蒙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儒学文化一直占居主导地位，流传的脉络也十分清晰，曾参、荀子、仲由、闵子骞等师从孔子学习儒家的理论学说，并终生致力于儒学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两汉时期，沂蒙地区又出现了以后苍、孟喜、匡衡、王祥为代表的精研儒学的学者，他们精通五经，设帐授徒，使儒学思想更大范围更广泛地得到传播。诸葛亮自幼即生活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导教育的环境中，因而，儒家学说成为诸葛亮政治思想的基础，他一生注重品德修养，尊奉儒家的仁、义、忠、信思想，矢志不渝地忠效于刘备父子，为兴复汉室，鞠躬尽瘁，终生奋斗，达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崇高境界。

　　众所周知，齐国是中国古代兵家的萃生之地，是兵学理论的主要发源地。诸葛亮作为齐地兵学体系中先秦之后最为典型的继承者，齐国深邃厚重的军事思想在其军政生涯中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发展，管仲、孙武、孙膑、诸葛亮可以说是一脉相成、传承有序，总体反映了齐地兵家思想的精华，诸葛亮的主要军事思想，如治军思想、战略思想、用兵思想以及谋策、奇正、合纵、用兵、兵制等诸方面的理论都未脱出二孙子兵法的基本理论范畴。但是，由于诸葛亮善于学习，能兼容博采诸家学说之精髓，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致力于沟通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因而，诸葛亮的军事思想更富有理性，政治性和人性化更浓重一些。具体地说，一、高度重视人谋。诸葛亮善于从事物的复杂变幻中把握本质，洞察历史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他为刘备制订的先据荆、益二州而后夺取天下的联吴抗曹战略，使刘备由寄人篱下一跃而成为鼎立天下的一国之君，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军事谋略。二、治军与治国紧密结合。历史上的政治家大多运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诸葛亮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指出：“国以军为辅，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他认为军队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要恢复汉室，成就霸业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做保证。所以他在选将、治军、用兵方面始终站在“安国全军”的高度，深谋远虑、精密筹划、谨慎用兵，显示出了文韬武略、安国定邦之英才。三、“攻心” 为上的全胜思想。重视攻心是诸葛亮军事实践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在继承管子心术、孙武心战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攻心为上”的全胜观点“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便宜十六策》)提出了一个避免兵灾战祸，减少实力消耗，不以兵战胜一时，而以心战胜长久的全胜方略。“七擒七纵孟获”是诸葛亮攻心理论最完美的体现和运用。

　　另外，诸葛亮精读《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结合实战，设计制定了练兵、行军、扎营、作战等一整套用兵章则，倍受后人的重视。他创造的“八阵图”作战方法，可攻可守，可进可退，临敌制变，掌握主动。诸葛亮死后，司马懿查看蜀军留下的营垒时，叹为“天下奇才”。司马昭灭蜀后，特令军事学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

　　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沂蒙兵学文化善于继承、吸收、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文化，注重博采兼容，集众之长，把各家文化溶为一炉，进行取舍、提炼和改造，从而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修政治军思想体系。可以说，沂蒙兵学文化的优厚传承和博大深沉的内涵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丰富了中国古典兵学理论。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

　　2004年6月16日

　　相关专题：孙子兵法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