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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与“势”是战争力量的两个基本范畴。“形”为一定的军事面貌，是战争力量的客观外部形态，是“运动中的物质”；“势”主要表现为主观的制胜指导，是战争力量的释放形态，是“物质的运动”。“形”与“势”之间，是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军事上有正 确处理能否正确处理“形”与“势”的关系问题，政治上亦然。本文着眼于利用孙子的“形”与“势”的思想，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来客观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中出现的失误。军事力量与政治形势之间的关系，是美国对华政策成功与否的试金石。

　　从1944年至1946年，美国政府先后派赫尔利与马歇尔调停国共谈判，但却昧于中国形势，最终以“丢掉中国”告终。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比中国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在政治上有吸引力。

　　二战后期，特别是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成功和欧洲第二战场开辟以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在望，虽然欧洲战局在短期内并未对太平洋战争上的对日作战带来直接冲击，但日本战败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战场上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最后阶段。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如何分配利益，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较量和军事斗争。

　　中国共产党方面经过长期思考酝酿并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在正确分析国情和时局的基础上，于1944年9月公开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即由多党联合执政。这一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和拥护。10月，民主党派公开发表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起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是中共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军事斗争后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的政治要求，这是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政治上的反映，这一要求将国共两党围绕国家政权的斗争推上了更高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是一个双赢的构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的政治中除了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与军事对抗之外，以知识界和实业界为主体的反对政治独裁和武力割据的政治力量也非常活跃，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口号最大限度地代表了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政治利益，因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得到他们的广泛拥护。当时的中国饱受独裁统治和战争蹂躏之苦，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中国民众的热情。而国民党政府无视民意，仍牢牢把住独裁统治不放，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在蒋介石看来，只有拥有武装才拥有发言权，忽视其它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无疑使国民党政府进一步陷入孤立。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共从政治和军事上都尚未形成对国民党的优势之“形”，但已经取得了开展政治、军事斗争的主动之“势”。在这一变化面前，美国政府囿于其自身传统思想和对中国政治形态缺乏理解之短，未能对中国政局走向做出较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仍然立足于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使中共对美国政府缺乏信任和好感，美国政府这一政策失误在以后多年中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第二，以简单的反共思维来指导对华政策，阻碍了美国改善与中国正义力量之间的关系。

　　1944至1946年间，美国政府先后派出赫尔利与马歇尔出使中国，在国共两党之间担当调停人，却因不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政情相继失败。1944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赫尔利为其私人代表，9月，赫尔利来华，就国共谈判问题展开斡旋，并于11月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美国从此直接介入国共两党谈判，直接卷入中国政治。虽然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作战失利、政治独裁和贪污腐败非常不满，但对共产主义的担心使美国丧失了理智决断的能力，除了继续拴在蒋介石的战车上，别无选择。所以，赫尔利在初期玩弄两面手段两面讨好行不通之后，很快转向支持国民党，从而难以进行公正的调停。因而经多次反复，始终无法摆脱僵局，国共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均难以做出让步。1945年9月，赫尔利黯然离华，并于11月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其调停使命宣告失败。同年1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驻华特使，希望其制止中国内战。12月，马歇尔抵华，开始执行美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的使命。由于其声望和地位显赫，中国民众对其寄予很高期望，马歇尔辗转在国共两党之间，尝试用西方的政治思维来解决中国的内政问题，他在调停工作中表现出的不偏袒蒋介石政府的作法也得到共产党的赞许。但由于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国共两党谈谈打打，直到1946年马歇尔离华也未能落实他调停期间所落实的各项协议，其调停使命也未能取得成功。这既是中国政局复杂，国共两党之争难以调和之必然，以反共思维为指导的美国对华政策也难辞其咎。

　　对苏联的防范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使美国政府在处理中国事务时陷入简单的反共思维。国民党政府坐拥政权、军权，又有美、英等国的大力支持，客观上在处理中国内政问题上处于优势地位，却无视民意一意孤行继续推行独裁统治；而共产党虽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与国民党相比也处于劣势，苏联的支持又相当有限，却能顺应民意，提出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政治主张，得到国内的广泛支持。这是美国政府简单的反共思维所无法理解和正确面对的。正因为如此，赫尔利与马歇尔虽用尽种种政治手段，却无法避免国共两党走向全面内战。

　　第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不过毛泽东指挥下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人民军队。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与国民党进行的政治争斗与军事斗争中，共产党能够将军事战与政治战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军事斗争中紧紧依靠人民，在政治上也得到人民的坚决支持，同时得到广大官兵的高度拥护。马歇尔曾对国共两党的军队进行了比较与评估。他认为，“如果人与人比，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比国军强。中共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与之相反，国军的部队，少校军官以下的就不知道”，并由此引出结论，“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府军不可能摧毁中共军队。从武器配备和训练上说，政府军也许稍胜一筹，但在士气和作战能力上，中共军队远远优于国军(P434)”。

　　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激发起全国人民的高度热情，广大民众在作战、情报、后勤等各个方面积极配合共军的行动。民众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截断交通，围困据点，使国民党军队疲于应付，处处被动，极大地削弱了国军在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军队取得了战略战术上的优势。此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也是共产党军队的优势所在。中共指导部队作战的战役方针，主要是在局部地区集中绝对优势力量，各个击破敌军。虽然国民党军队拥有的优势数量和优势装备决定了其在攻城掠地的阵地战中的优势地位，但在共产党军队以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展开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面前却常常束手无策。正因为上述情况，中共军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再击败了在装备和力量上都较自己远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最终扭转了战略力量对比，取得了军事斗争的全面胜利，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政治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的形势与当年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政策远比“台独”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美中关系也突破坚冰，从相互敌视转向缓和，中美两国先后签订的三个公报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石，其核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极为敏感的问题。冷战后，美国基于其亚太战略的考虑和内政外交的需要，屡屡违背其承诺，加强美台实质关系，既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特别是着眼于实现和平统一，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的构想，随着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一国两制”政策的优势更得到了明显体现，得到海内外华人的广泛拥护。而“台独”政策既缺乏法理依据，也不符合台海两岸的实际。“台独”政策根本无法代表十几亿中国人的利益，不可能得到广大中国民众的支持。美国政府如不能对此做出正确判断，一意违背国际法法理和中国人民的愿望支持台独分子从事分裂活动，势必严重伤害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的感情，不利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以史为鉴，这样的恶果在过去的五十年间我们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

　　第二，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台湾只是一个跟中央政府闹分裂的地方当局，两者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可相提并论。

　　台湾问题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地区安全关系的产物，是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具体体现。纵观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其核心就是强化安全关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安全政策考虑是，台湾问题维持现状符合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有些国家对我为实现统一而进行的战争准备心存疑虑，台湾当局也打着“民主”、“独立”的旗号，力图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使得台湾问题进一步走向国际化，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更为复杂。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在两岸问题上占据着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既努力推动两岸交流，争取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实现和平统一，也在积极加强国防建设，以备在一旦出现最坏情况时通过军事斗争实现祖国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两岸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不论“台独”分子企图依靠政治独立，还是武力拒统，最终都难以实现其分裂图谋，以失败告终。美国政府一方面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希望加强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仍希望借台湾问题对中国施压，这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目的与手段不一致，难免重蹈失败之覆辙。

　　第三，美国售台武器虽然增强了台湾的军力，但也使美国被牢牢地绑在“台独”战车上，美国的亚太政策将受制于台湾。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和对手。美国为了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变化直接反映到美国对华政策中，具体体现在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一波三折，重新出现的冲突上。冷战后，美国谋求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保证其一超在全球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再认为在亚太地区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双方围绕台湾问题产生的矛盾以及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作法，不断在事实上加强美台政治、军事关系，无不显示出美国在全球和地区战略中将中国视为潜在敌手的政策考虑。台当局为实现其独立图谋，推行务实外交的重点也是提升美台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台海两岸矛盾与磨擦不断增加，多次出现局势严重恶化。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就是谋求美国的绝对优势，而美国认为，在亚太地区其唯一的对手就是中国，并试图在台湾问题上通过维持两岸分裂现状对中国的战略空间进行钳制。在该战略的指导下，美台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断升温不断提高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大幅提高对台军售的数量与质量，从政治、经济、军事上等方面不断突破美台实质关系；小布什政府执政后也大弹“协防台湾”的论调，先后售台驱逐舰、潜艇、反潜机、导弹等一大批先进的进攻型武器，以及“联合战术信息传输系统”，提升了台湾军力以及美台“联合作战”能力，并不断扩大美台军事交流，派遣美军现役军官参加台军演习，甚至派将级军官前往台军作战指挥中心全程参加军事演习并作现场指导。美国政府的上述作法无疑也是向台独分子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纵容了台湾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其台独分裂行径，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台湾岛内台独力量日益猖獗，特别是民进党执政后，台湾当局在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海峡局势越来越危险。

　　综上所述，良好的中美关系才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而与台独势力紧紧绑在一起，只能重蹈半个世纪前的覆辙。美国政府应该客观判断形势，否则将面临再次“丢掉中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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