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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短短460余字的《孙子兵法·用间篇》[1] ，被誉为“微型的军事情报学著作”[2]。 它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情报这一关乎战争胜败全局的问题，“不仅把情报提升到战略层面，而且更视情报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终点和全部战略计划的基础。”[3] 从而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地构建了一个相当缜密和系统的军事情报理论体系。

　　这一军事情报理论体系中，最为精华的部分无疑是关于“五间”的分类及其相互关系和使用原则的论述。所谓“论用间之法，《孙子》所言之五间，最为精微详尽。”[4] 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侦察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利用电子信号、光学侦察、各类传感器，等等，可以在地面、海上、水下、空中、太空，实施广泛的战略侦察、战场“相敌”。可以说，情报手段越来越先进，侦察范围越来越广泛，情报在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情报理论也层出不穷。那么，在战争形态和战争方式都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的今天，产生于冷兵器时代的孙子的“五间”理论是否还有其价值，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曾经系统研究过孙子情报理论的清人朱逢甲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读古人书，不必泥其词，而刻舟求剑，贵神明而交通之。”[5] 应该说，尽管时代悬隔，尽管技术手段复杂、先进，尽管情报活动空间古今相异，但孙子情报理论丰富的内涵，精辟的见解，即使在今天的信息化战争形态下仍有其价值。

　　一、“五间俱起”：建立立体化的情报系统

　　在孙子的战争认识体系中，有几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概念：知彼知己、知常知变、尽(全)知先知。如果细加分析，可以发现，“知彼知己”主要侧重于“知彼”，而知彼必依赖于“间”；“知常知变”的重点是“知变”，“知变”的途径也在于“间”；“尽知先知”的要害是“先知”，而“先知”又在于“间”。为此，孙子明确提出“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如果不拘泥于字面意义的话，孙子所说的“间”，其实就是高效率的情报体系。这此，他对情报手段分类及其使用原则的作出了科学的揭示。

　　其一，应该围绕战略目标拓展情报收集渠道，不可忽视任何种类的信息获取手段。

　　孙子情报思想的重点在于揭示情报侦察的一般规律，尤其是战略情报的获取这样一个关乎战争胜败的全局问题。他认为，战争的胜利在于预先了解敌情，而预知敌情在于战略侦察的正确。因此，战略侦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情报不同于传统的作战情报(operational intelligence)，或者威灵顿公爵所描述的“知道山那边是什么”，而是涉及到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政治、社会和科技等各个方面，并做出总体判断，服务于战略决策，可以说，侦察范围和对象是至为宽泛的。尤其在当今信息化战争形态下，军事领域的重要任务转向如何观察战场，以及如何传递所观察到的战场情况。为此，通过情报信息的各种侦察与反侦察措施，发现对方而不被对方发现，打击敌而不被敌人所攻击，让自己弄清战场空间的情况，同时剥夺敌人的这种能力，就成为信息化条件下情报战的主要内容。可见，孙子“五间俱起”的思想为信息战争条件下的情报战提供了思路，这就是必须根据本国的目标，判断哪些是必不可少的情报和必须搜集的情报，同时，必须广辟情报来源，动员各种类型的情报手段获取敌人的各方面的情报，建立立体化的情报收集体系，全力以赴地加以搜集，尽量实现“全知”。最近，美军提出了“军事转型”理论，其“军事转型”的第二项即为情报能力的转型，其首要目标就是“全球情报”——拓宽情报收集渠道，发展全球监视和侦察，利用已有的国家情报收集手段，发展新的情报收集手段，搜集有关全世界政治军事领导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多样化的战略与作战情报，使美军具备真正意义的全球监控能力，这可视为当代最前沿的情报理论对孙子“五间俱起”的诠释。

　　其二，不能完全依赖任何一种情报手段。

　　战争中无处不需要情报，无处不需要侦察。虽然美国军事情报界声称，在现代条件下，作为军队、军事家和士兵的眼睛和耳朵的各种传感器，可以侦察到敌人的动向，并帮助人们了解到周围环境和敌人的情况。实现战场单向透明，但无庸讳言的是，各种情报手段虽各有其优势，但也有其不足，过分偏重任何一种手段或方式将导致情报能力的不足，更难以建立情报优势。比如，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各种技术手段固然是获取情报的重要途径，但人力情报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就秘密情报和公开情报而言，秘密情报固然重要，但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普及，公开情报的发展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海湾战争到刚刚过去的伊拉克战争中，公开情报的作用愈见重要。此外，各种传感器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以及优劣长短，因此，必须从系统论的高度，对多种情报侦察手段、设备进行优化组合，根据不同的情报需求，在任务分配上充分发挥各类传感器的优势，从而满足不同层次的情报需求。

　　其三，“五间俱起”的核心还在于建立具有高度组织与效率的情报系统体系。

　　孙子讲“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意谓把五种间谍都使用起来，使敌人“莫知其道”——无从了解我获取情报的规律，这才是神妙莫测之道，才是国君的法宝。

　　现代情报战的内涵较之孙子时代固然已远较丰富，但其本质并未发生变化，美国军事历史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霍金斯就认为，情报战属于信息战的一种作战方式，旨在“力求通过情报信息的各种侦察与反侦察措施，以便控制敌方作战空间之内的战斗力和作战空间之外的战斗潜力。”[6] 据此，孙子“五间俱起”的思想，除了包含着要广辟情报来源、重视运用各种情报获取手段之外，最为关键的还在于建立完善的情报体系，使各种情报手段和机构，情报周期的各个环节互为支撑，发挥出整体合力。具体来说，一是必须利用分布于天、地、海、太空的一体化的情报、侦察和监视系统，对敌方进行不间断的全方位的实时监视侦察，以追求战场的单向透明。最近，美军提出的“联合情报监视侦察”的概念就反映了这一思想，即必须将各种侦察监视平台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并按照网络的方式进行管理，融合各种信息情报来源，将图像情报、信号情报、测量与标记情报、人力情报以及公开信息等多种情报来源进行有效的、创新性的融合，从而整合情报力量，提升情报能力，并将监视和侦察过程纳入作战体系，使情报过程与作战过程融为一体。二是必须改革情报体系的组织机制，创立高效的情报组织体系。“9.11”之后，作为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情报体系——美国情报界进行了反思，认为各情报机构之间无法及时有效地互联互通，是造成预警延迟或情报互相抵触的重要原因。美国国会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如果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能及时交换各自掌握的情报，9.11恐怖袭击就可以避免了。可见，即使在现代条件下，“五间俱起”——从体制上保证情报体系内部各机构、各种手段之间的互相支撑、取长补短，仍然是个值得倍加重视的问题。三是一个国家的情报系统必须既能夺取情报优势又能有效地对付敌人反侦察的系统。孙子认为，情报虽然是“先机制敌”的最主要的手段，但是情报领域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他感叹道：“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唐代军事家李靖也说：“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彼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夫水所以能济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7] 敌我双方的情报活动和反情报行动是同时进行的，因此，只有使敌人搞不清我方的情报活动，防不胜防，“莫知其纪”，才算真正掌握了情报优势。

　　二、“必取于人”：人力情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自古以来，情报就可分为人力情报与技术情报两大类。近代以前，由于科学技术落后，人力情报一直是情报领域的主角，此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电报、电话、无线电技术的出现，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现代情报方式应运而生，且日益成为倚重的对象。二战以来，信息技术、新材料、军事航天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情报侦察技术更是日新月异，比如，用于侦察的电磁频谱不断扩展，促使情报侦察能力基本实现全天侯、全时段；传统的侦察平台不断发展，且出现了许多新的侦察平台，使情报侦察的空间逐步向陆、海、空、天、电多维延伸，可以说，“看不见的黑眼睛”已经无处不在。相对而言，人力情报则风险太大，并且有其诸多局限，于是各国情报界普遍倚重技术手段，提高己方的情报能力。

　　但是，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挤兑了人力情报的空间，也不能代替人力情报以及有的作用。正如孙子所说，要真正实现“先知”，则“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除此之外别无捷径。

　　一方面，不论技术手段多么先进，其设计者和使用者毕竟是人，反映着某种特定的情报理念。如果缺乏情报意识，没有高人一筹的情报理念，在波谲诡秘的情报战中，再先进的技术所获取的也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信息，而难以称得上是“情报”，更难以将技术手段的优势转化为情报优势。

　　另一方面，在激烈的情报对抗中，人力情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完成技术手段所不能完成的使命。比如关于敌方战略意图的情报，纯粹依赖技术手段就是难以得到的。对此，美国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道格拉斯·麦克瑞迪就指出，“按照孙武的情报思想，我们应当打入敌人的外交决策层，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免战斗。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敌人的思想。利用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使我们保持主动性，而且还能够控制敌人的反应。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其中一点，我们至少还应当打入敌人的战略决策层。但是，做到任何一点都要求掌握高质量的情报，当我们的间谍成功地渗透敌人的领导层时，我们就掌握了最大的胜算。在这种情况下，信号情报和图像情报的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因为，尽管高科技信号与侦察情报有其重要作用，但它们都无法掌握敌军领导人的思想，无法对对手领导人物和上层决策圈的意图进行长期的把握和监控，而人力情报则可以就这一点而言，人力情报则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一名美国情报专家甚至声称，现在虽然可以通过卫星和无人飞机知道恐怖分子在什么地方，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武器，但却难以知道他们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使用这些武器。这些都必须靠人力情报去发挥作用。而近期美国进行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其特种部队在地面的行动就提供了不可取代的人力情报，相反，在把特种部队部署到地面引导轰炸机投弹之前，美军的空中精确制导炸弹一直没有发挥最佳效果，这也说明即使拥有高科技情报网的美军，也非常重视人力情报工作。

　　所以，加强人力情报能力与手段，实现人力情报与技术情报的更高结合，实现人力情报与其他情报系统的融合，是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夺取情报优势的重要一环。

　　三、“上智为间”：通过情报分析构建情报优势并转化为决策优势

　　孙子在讨论“五间俱起”这一命题时，还以伊挚、吕尚为例，强调情报人才的重要，其结论是：“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大成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也就是说，军队行动要取得重大胜利，使用智谋高超的第一流的人才来从事情报工作是个中关键。如果说《用间篇》是《孙子兵法》一书的收笔之作，那么“上智为间”一语则是《用间篇》的重心和点晴之笔。

　　从情报学的角度分析，“上智为间”的思想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

　　其一，既然情报是夺取胜利的先决条件，那么情报能力就是军事统帅或决策者必须具备的，所谓“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为此，孙子列举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两位圣人，一位是商朝的开国功臣伊挚，另一个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尚，因为他们的情报活动，商、周才得以成就了大业。孙子认为，他们才是“上智为间”的典范。

　　可见，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包括情报收集者与情报分析人员)尤其是情报工作的领导者必须是智慧高超的人，他们必须深明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必须能够透彻掌握军事原则与战争规律。日本学者大谷贵央在论述孙子的情报思想时就曾敏锐地指出：“面对这些庞大的敌人，如何搜集情报、了解敌人呢？首要的是，必须把握本国的发展方向和国家目标。这就出现先‘知彼’还是先‘知己’的问题。当敌人纷杂、把握不准谁是敌人时，首先必须清楚地了解自己，否则也无法准确地了解敌人。因此，必须根据本国的目标，判断哪些是必不可少的情报和必须搜集的情报，并全力以赴地加以搜集。”[8]

　　其二，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现代情报系统的情报搜集能力已大幅度提高。但无论技术多么发达，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知”、“尽知”，因为同决策主体的需求相比，情报永远是不全面的；同时，随着战争形态和战争方式的变化，会不断出现新的情报需求，这也导致实现“全知”永远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奢望。因此，在拓展情报搜集渠道，提升情报搜集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掘情报工作者智慧的潜力，利用现有的情报，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排比分析，得出最为近似的结论，就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工作。战争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零星的情报，甚至是在一般人或决策者看来杂乱无章、没有多大价值的情报，经过具有丰富的知识素养，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和较强的思维能力的情报工作者的精密分析，往往会化平凡为神奇，“柳暗花明又一村”，发现其巨大的价值。 所以孙子所谓“非圣知不能用间”，端在强调，在情报分析领域中，智慧才是获致真相的“利器”。

　　其次，情报并不是越多越好，关键在于要得到价值高的核心情报，正如克劳塞维茨报说“情报多并不等于判断容易”。一方面，情报信息虚虚实实，掌握并运用了真实可靠的情报信息，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动；相反，依据虚假残缺的信息来决策、行动，难免会走上歧途、步入误区。因而，敌对双方都力求掌握大量真实的情报，同时力避“信息垃圾”的“污染”。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这种情况尤其突出，真真假假的信息往往掺杂在一起，一些假情报甚至能骗过各种高技术的侦察监视器材。另一方面，情报信息是至为复杂的，充满了矛盾。尤其在高技术条件下，信息流量大、种类多、来源广，敌我双方也无不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制造种种假象，散布各种假情报去迷惑对方，这更增加了情报分析判断的复杂性。加上很多信息也无法实现定量分析，所以，必须依赖情报工作者深入分析，缜密推理，从而去伪存真，科学判断，使情报信息得到有效利用。

　　再次，无论收集来的情报信息有多么多、多么重要，但它不会替自己说话。换言之，要使情报对军事统帅或决策者有用，全赖正确的情报分析工作。因为，多数情况下，收集来的情报是不完整、不清楚的，分析者也会因理解不同而结论各异。这样，情报分析就成为了解、判断和预测(美国情报术语中为“评估”)对方能力、意图及活动的一个关键。同时，面对大量的、或者重点搜集来的情报资料，还必须经过缜密科学的分析，判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前人在阐释孙子“五间俱起”这一命题时，就曾提出过“总角其同”的概念，即不仅在使用各种情报侦察手段时，要采取一些预防之策，“即一间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觇言果同否，则始为真。五间各不令相知。生间之人，当亦择其彼此素不相识者而遣之，则其所谓敌情，各述所闻，吾始得较量其同否而察访其真伪。……故为间之人不一，而知间之人唯我。详询而观其诚，参订以抉其微；幻如乌有，秘若鬼神，敌虽善扃，能遁其情乎?”[9] 而且要对各种渠道得来的情报，要加以审核、比较，从而去伪存真，发现情报的真正价值。

　　其三，情报分析归根到底是为了建立情报优势并转化为决策优势。

　　早在1983年钱学森就指出，情报就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随着人们对于情报学及其研究对象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学术界认为，情报科学实际上研究的是从“信息”(Information，经过加工组织的、对决策者有意义的数据)到“知识”(Knowledge，对既有信息进行解释和评价的结果，它以某种有目的、有意义的方式处理信息，可表述或预测出信息之间的规律、原理性联系，并包含确定信息真伪的评价)再到“智能”(Intelligence，人们有效运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的跃进过程及其规律。可见，从信息到情报，实质上是一个发挥人的智慧对信息、知识的价值进行“激活”——重新发现和重新组织的过程。

　　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孙子“上智为间”的命题，可以发现，只有用“上智”者从事情报分析工作，才能真正认识情报的价值，才能使情报使用者“必大成功”。尤其在信息时代，因为武器装备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准确地找到敌人和不被敌人发现成为了战争主题。这就决定了服务于决策和作战行动的情报，自始自终具有战略意义，而在搜集——分析——分发——评估这一情报周期中，情报分析的地位更加举足轻重。为此，美军曾提出过“主导性作战空间感知能力”和“以知识为中心”两个重要的概念。前者是指，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情报手段，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敌人的位置，用美国参联会原副主席欧文斯上将的高级顾问詹姆斯·布莱克博士的话说，就是要“对广阔地域的每一个具有军事意义的情况都了如指掌的能力。我们所说的广阔地域大约有4万平方英里” [10] 欧文斯也强调：“如果交战的一方能对战场了解到这样的程度，而他的对手则不能，那么拥有这一能力的一方就享有主导性的战场认知能力”[11]。 不过，光有这一优势还不够，也算不上获得了情报优势，因为“感知”(知道在什么位置)还不是“知识”，“如果军事指挥官在传感器网络的协助下能够看到作战区的所有具有军事意义的东西，那么他就具有作战空间感知能力，但是感知(知道什么在哪里)还不是知识。具有主导性作战空间知识的指挥官则不但有基本信息(敌人的位置和移动状态)带给他的战场感知，他还掌握了使他能够更深入了解敌军意图、计划采取的行动、能力和弱点的额外信息。”[12] 对此，詹姆斯·布莱克博士作了进一步补充，他说：“主导性作战空间感知能力与‘知识’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你对一个地区每一辆具有军事意义的卡车的感知，只能使你得到超出你打击能力的目标。而‘知识’是将对卡车、坦克、飞机、以及各种具有军事意义的事物的感知汇总起来，进而得出其相互关系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它们之间存在的指挥控制关系；二是他们在敌方的作战计划中所担负的任务。”[13] 最近，哈伦·厄尔曼等人在《震慑论》中又提出了“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对“知识因素”的内涵又作了阐发，他们主张，为达成快速决定性的作战，就必须“以知识为中心”，事先对敌人了如指掌，建立关于敌人和作战空间、作战环境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包括对以下五个方而后理解和认识：社会领导阶层，文化与价值观，战略、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军事能力和战场命令，以信整个战场信息”[14]， 并且“深入到他们的头脑中去”，“在战略、政治、军事、文化、思维和感知等各个方面对敌人有充分的了解”[15]， 真正搞清对方的意图和真实想法，尤其是找出其意图与能力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将对战场的感知升华为对目标的相互关系和其所具有的各自意义的认识。

　　可见，在信息化时代实现“上智为间”，建立情报信息优势，关键就在于要将军事斗争的焦点转向了对方认知系统。也就是说，必须在获取全源情报的同时，重点进行快速精确的综合加工和分析研判，对图像情报、信号情报、测量与标记情报、人力情报以及公开信息等多种情报来源进行有效的、创新性的融合，然后通过安全、快捷、互通的网络进行迅速分发和传递，使各类用户得以及时获取所需的实时信息，从而在敌方决策周期结束之前完成己方的决策，并早于敌人开展作战行动，进而完成情报信息优势决策优势的转化。

　　结束语

　　作为孙子情报思想的精华和中国情报思想史上一个内涵至为丰富的命题，“五间俱起”的思想揭示了情报收集的一般原则，主张建立具有高度组织与效率的情报系统体系，强调通过“上智为间”，建立情报优势。从美国在“9.11”事件上的情报失误，以及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关于美国情报系统伊拉克战前情报评估的报告》对美国在伊拉克前情报工作“完完全全的失败”的评价和反思，我们在重视美国情报界在情报理论上不断创新、新论迭出的同时，对孙子“五间俱起”的情报理念所包括的真知灼见切不可忽视，而恰恰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开掘孙子情报理论中仍富于生命力的原则和精神，并结合国外当代先进的军事情报理论，更新情报理念，创新和完善富于中国特色的军事情报理论，迎接信息化时代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读古人书，不必泥其词，而刻舟求剑，贵神明而交通之”。

　　作者简介：孙建民，2002年毕业于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军事学博士。现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校军衔。

　　通讯地址：471003(邮编)，河南洛阳036信箱20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二系军情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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