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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誉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传统。“重战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精髓。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被世人广为称颂和传播。至今，《孙子兵法》已被译成英、日、俄、法等20多种语 言，780多种版本，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不仅被用于军事领域，而且日益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世界共享的文化遗产。

　　一、《孙子兵法》对日本战略文化的影响

　　《孙子兵法》在海外传播最早、影响最深和最广的当属日本。早在公元8世纪上叶，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孙子兵法》带回日本，并在军队中传授，在日本开创了自那时起，日本的孙子研究经久不衰，“孙子研究热”一浪高过一浪。《孙子兵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兵法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面也由军事扩大到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尤其是《孙子兵法》在日本商界的成功运用，引起世人瞩目。据统计，日本研究孙子兵法的书籍有二百多种，《孙子兵法》的专业研究人士有数千人，业余爱好者多达十万余人。　　　　　　　　　　　　　　　　　　　　　　　　　　　　　　　　　　　　　　　　　　　　　　　　　　　　　　　　

　　从古至今，日本军事家们大多都精通孙子兵法。吉备真备把《孙子兵法》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开创了注释、研究《孙子兵法》的传统，成为引导日本兵法学界弘扬《孙子》思想的第一人。公元10世纪，当年亲耳聆听吉备授课的大江匡房对朝廷秘藏的《孙子兵法》加以整理，成为日本精通中国兵法的大家。1068年，日本著名武将源义家(1039-1106)拜大江匡房为师，潜心学习《孙子》，成为一名足智多谋的名将。他把孙子战法活用到实践中，在战场上屡屡得胜。其后，日本历代兵家将帅都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兵法家北条氏长、山鹿素行、荻生徂来、吉田松阴等人，无不崇尚《孙子兵法》，并有颇具独特见解的研究著述问世。日本战国时期(15-16世纪)的著名武将武田信玄非常崇敬孙武这位无法谋面的先师，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部《孙子兵法》，视之为珍宝。他的军旗上则绣着“风、林、火、山”四个大字，象征着《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用兵境界。至今，日本参联会主席办公室墙上仍然挂着“风林火山”的匾额。由此可见，《孙子兵法》思想在日本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孙子兵法》对日本的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深刻的影响。日本平安时代的著名武将源义经(1159-1189)在“一谷之战”和“屋岛之战”中运用的神速果敢的“奇袭战法”，就是吸取了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作战指导思想，成为日本军事史上奇袭战法的典范，源义经因而被日本兵学界公认为奇袭战法的始祖。这种战法对日本近代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日军突袭旅顺口，1941年日军奇袭珍珠港等突袭战例中，可以看到源义经汲取孙子“奇正”思想而开创的奇袭战法在日本近代战争史上延伸的影子。

　　日本历史上还有许许多多善于灵活利用孙吴兵法的作战原则而在战场上屡创奇迹的武将。日本镰仓幕府后期的著名武将楠木正成熟谙孙吴兵法，富于文韬武略，在倒幕战争中屡立战功。他在作战实践中，能根据自然条件和自古以来的变化，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中“避实击虚”、“因敌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等作战原则，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击强的战例，成为名噪一时的战术家。后人将他的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总结成为《楠木派兵法》。日本战国时期的谋略家毛利元就(1497-1571)崇尚孙子的“上兵伐谋”思想，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尤其是善用《孙子》中“因敌而制胜”的权变思想。中世纪的著名武将、日本统一的奠基者织田信长(1534-1582)，在30多年数百次征战中，善于活用《孙子》的“先胜而后求战”、“兵无常势”、“因敌而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等军事思想，成为以智谋取胜的军事战略家。

　　但《孙子兵法》的思想并非得到日本所有兵法家的赞同和吸纳。如孙子的奇正思想在日本曾一度遭到批判。《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后，日本学者和武将研读孙子成风。当时出现了两种情形：一部分人对孙子军事思想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从日本的国情出发，强调继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主张对《孙子》的军事思想进行有批判性地吸收。当时争论的结果是后者占上风，于是导致日本首部兵学著作――《斗战经》[1] 的诞生。《斗战经》举起了批判《孙子》奇正思想的旗帜，大力宣传尚武的日本传统思想文化。它极力推崇正攻战法，对《孙子兵法》的奇正和谋略思想大加贬斥，指出：“汉文有诡道，倭教说真锐。”强调兵法以“真锐”为本，主张正攻战法才是用兵之道，提出“军者有进止，而无奇正”，“兵道者，能战而已”，贬低《孙子》的奇正思想，推崇日本的正攻战法。在《斗战经》看来，中国兵法与日本兵法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兵法以“诡谲”为本，而日本兵法以“真锐”为本。《斗战经》曲解了《孙子》的谋略思想，认为“五事七计”、“奇正虚实”、“用间”等谋略思想，都是出于对敌人的畏惧，说“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从而否定谋略在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17世纪日本兵学家野泽弘道评价道：“《斗战经》一部，日本无双之书也。……七书之内，兵术之骨髓孙子也。汉朝千岁之手本孙子也。而此《斗战经》，与孙子成表里。孙子者说诡道，《斗战经》者说真锐，是日本国风也。”把《斗战经》提高到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的高度。

　　《斗战经》不仅在日本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对于确立日本战略思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斗战经》宣扬日本民族精神，求兵学真髓于日本精神，追求日本兵理，弘扬“说真锐”之日本国风，对日本兵学理论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它提倡的正面进攻的战略思想在日本的近代战略思维中得到了延续。这一点从日本近代侵略亚洲邻国时往往采取直接占领和掠夺的直接路线战略中可以窥见一斑。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孙子兵法》对日本古代兵法理论和近代战略思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但从《斗战经》中可以看出，日本在学习中国思想文化时，并非摒弃本国的传统而加以全盘照搬照套，而是在遵循日本传统战略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精髓，从而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战略文化。

　　二、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

　　日本战略文化是在日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摄取外来文化并对其进行加工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在古代，主要学习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在近代，则学习以欧美为主的近代文明。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使日本走上一条既不同于亚洲国家又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究其因，与其独特的战略文化密切相关。

　　(一)在哲学思维上，以神道信仰为思维根基，缺乏深厚的哲学土壤，表现为偏重实用，不善抽象思维，缺乏思辨能力。

　　中国是一个富有浓厚哲学文化传统的国度，而中国的军事理论始终没有脱离它的哲学基础，兵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相得益彰。中国不仅有《周易》、《老子》等富于哲理的哲学著作，又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极具思辨的兵学著作。《孙子兵法》充满思辨哲理，其兵法理论闪烁着浓厚的哲学睿智,展现了中国先人们善于深刻理论思维的风采。其特点是，从兵学的具体实践中，总结、提练并抽象出兵学概念，如形、势、彼、己、奇、正、虚、实等，用辩证的方法阐述兵学规律，既赋予极强的哲理性，又具有可实际操作的实践性，而且以计为首，重视谋略。

　　相比之下，日本武士兵法则注重实用，重武轻文，缺乏哲理和思辨。如宫本武藏所著的武士兵法代表著作《五轮书》[2] ，更多的是论述兵法的心境和用刀的方法，内容大多停留在战术运用层面，体现了一种好胜、残忍、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神。宫本武藏在首卷《地之卷》中写道：“兵法是武士处身立世的生存之道”。武士一定要有视死如归的决心，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超过别人，这是武士处世之道的基本观点。它体现了好胜、勇猛、名誉、效忠及潜心苦练刀法的武士道精神和缺乏思辨的实用主义思想，尤其是这种武士道精神后来与军国主义结合后，残忍的虐杀达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缺少深厚的哲学土壤，其思维底蕴依托的是作为其固有宗教的神道教。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泽民曾经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因为这种哲学贫困，日本历史上找不到一位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或大战略家，尽管现代日本在科学和文学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享有世界声誉，但在哲学领域则显得极其平庸，其原因从日本缺乏深厚哲学根基中就能找到。

　　(二)在战略思维上，表现为缺乏长远的战略目光，只根据眼前的、局部的状况作判断，而很少从整体和长期出发制定长久之计。

　　日本学者滨口惠俊指出，日本人所考虑的行为第一基准，就是自己身处的“状况”，他称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模式为“状况中心型”，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其根源就在于日本人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相对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哲学学说。其主要特征是片面地夸大事物性质的相对性，抹煞其确定的规定性，取消事物之间质的界限，从而根本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在认识论方面，相对主义夸大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和绝对完全割裂开来，否认相对中有绝对，否认客观的是非标准。

　　这种相对主义哲学思维在日本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在历史上，当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列岛时，日本连文化的载体——文字都没有，更未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因而无法形成系统的文化筛选机制。这样，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便成为日本摄取文化的标准，有用与否就成了日本对外来事物接受与否的衡量尺度。而日本普遍信仰的神道传统缺乏统一的教义，导致人们对事物的判断缺乏统一的价值标准，由此滋生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处世哲学。这种急功近利的处世方式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日本人性格鲜明的一部分。其特点就是从简便易行、对我有用的原则出发，缺乏稳定的标准和原则，判断事物往往只根据目前的状况出发，而很少考虑未来，表现出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从而导致缺乏长远的战略目光，造成战略短视。历史证明，这种以相对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缺乏远见的战略决策注定要失败。资源匮乏的区区岛国日本，却制定出“征服中国”、“征服亚洲”乃至“征服世界”的战略目标，最终美梦成泡影，就是很好的例证。

　　(三)在战略传统上，日本有武力扩张的尚武传统。

　　“尚武”是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日本第一部兵学著作《斗战经》认为，神话中的开天辟地乃是“气”的作用所致，“气”是开天辟地的动力，是百家万物生成的根源。“气”即“武”，“武”在天地之初就已存在，认为“武”创造了日本国土。《斗战经》极力宣扬“武”的重要性，主张武为第一，文为第二，先武后文，提倡以尚武为“治国平天下之法”，体现了日本“重武尚武”的传统思想文化，可以说，《斗战经》奠定了以“尚武”思想为核心的战略思维的基石。武士道的创始人山鹿素行说：“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琼矛，形状和琼相似”，用天琼矛开创天地，“就是尊重武德，表扬雄义的原故”[3] 。由此可见，武士道所颂扬的尚武精神纯粹生长于日本的传统思想土壤，正如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说：“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4] 。

　　至日本中世纪的丰臣秀吉时代，日本战略思维逐步成型，其特点就是以武力扩张，拓展日本的势力。丰臣秀吉的扩张思想经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的继承和发扬，到明治维新发展成为五步征服亚洲和世界的“大陆政策”，而狂妄叫嚣“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田中奏折”(1927年)，也正是佐藤方略的翻版。武力扩张的战略思维贯穿着日本整个近代，直到这种战略在二战中彻底失败。

　　(四)在战略取向上，呈现为随机应变的功利性特点，从而形成联盟战略思维。

　　日本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赋予日本人强烈的功利意识和实用主义传统，表现为随机应变的突出特点，在战略上形成联盟战略思维，即与强者为伍，借用他人力量，与战略对手抗衡。自日本开国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日本不断地寻找能赖以依靠的强者，以征服或遏制自己的敌手。依强抗强，恃强欺弱，这是日本联盟战略思维的特点。在日本近代史上，曾经有日英同盟、日英美法四国条约、日德意同盟和日美同盟。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日美同盟，至今已有50多年；其次是日英同盟，在历史上前后持续了20年；而日英美法四国条约、日德意同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合纵联横的体现，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随机应变，在历史上曾给日本带来了许多发展机遇，正如英国学者比尔·埃莫特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是一个总让世界为之惊诧的国家。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这个偏居地球一隅的岛国竟一再让他人为之瞠目结舌。日本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虽然面临难以避免的危机，而且也曾遇到过重大的转折，然而这时的日本却能够随机应变，继续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其速度之快令人震惊。”[5] 但随机应变的战略取向往往带有功利性色彩。由于在长期历史上形成的对外部事物的独到而细微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感受性，日本人对环境有着异常敏感以至于近乎神经质的性格。这种性格与急功近利的相对主义思维模式相结合，使得日本人在对外关系中很少从双边、多边的整体利益来考虑问题，而是更多地根据自身的需求，以“于我有利”、“为我所用”为原则。当对自己有用时就利用或借助对方；当对自己没用时，就有可能视若陌人，甚至反目为仇。当日本自己力量不足时，总会想方设法借助强者的力量来对付敌人；当自己力量壮大，羽翼丰满后，就会趾高气扬，可能与昔日的盟友翻脸，而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与多年的宿敌联手。在日本历史上不乏这种例子。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与西方列强英国结盟以对付俄国，日本借助英国的力量，一举打败了老牌帝国俄国。1905年战胜俄国后，日本的侵略目光开始转向清王朝，此时英美成了日本向中国扩张势力的拦路虎。为了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日本于1907年同昔日的手下败将俄国签订密约，与俄联手对抗英美；二战末期，美国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而当广岛和长崎上空还在下着蘑菇云形成的“黑雨”时，日本又投进了美国的怀抱，结成日美同盟。当日本经济实力壮大，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日本又变得底气十足，敢在美国面前说“不”，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日本发展与东南亚和中国的关系既是出于经济目的的需要，也是出于抗衡苏联的需要。日本历史上的种种战略现象表明，对于日本来说，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昨日的盟友可能变为今天的对手，昔日的对手也可能成为今天的盟友。如此奉行见风驶舵、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信条的国家，实属罕见。难怪西德前总理斯密特会感叹说“日本没有朋友”[6] ，这也正是日本难以取信于世界的原因所在。

注：

[1]　日本首部兵学著作。作者与成书时间不详。但日本许多学者认为是出自平安朝代的著名学者大江匡房(1041～1111)之手。日本进入平安时代(794～1184)后，日本学者和武将研读中国兵书成风，其中对《孙子》尤为热切。当时形成两派：一些人对《孙子》的军事思想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而另一些人则强调继承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主张对《孙子》的军事思想有批判地吸收。两派争论的结果是日本首部兵书《斗战经》的诞生。《斗战经》贬斥《孙子》的奇正思想，宣传日本传统思想文化，其核心思想是重“武”，倡导先武后文。

[2]《五轮书》，德川幕府时期的著名剑客、武士道大师宫本武藏于1643年所著。它是一部阐述武士兵法的著作，不仅为武士阶层提供了疆场厮杀的指导和武学的教范，而且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对个人境界的追求。宫本的著作视兵法为纯实践的事业，他反对空谈剑术，注重对战斗中心理动向和身体动作的双重研究，认为兵法的根本就是制胜之道，克敌之法。宫本在一生的最后三十年中，潜心探索并完善武功、剑道和兵法，并把他的兵法理论传诸世人。其兵法理论中体现了一种好胜之勇和残忍无情的精神，是当时日本一般兵法家所不具备的，他集中代表了日本武士阶层中的一个类型。

[3]  参阅潘俊峰主编：《日本军事思想研究》，第1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

[4]  转引自戴季陶：《日本论》，第47页，海南出版社，2002年。

[5]  转引自师杰：《与彼为邻——中国告诉你》第142页，昆仑出版社，2000年1月。

[6]  转引自李阁楠：《日本的世界战略》，第1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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