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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战形式上，孙子主张在野外机动作战。它把“伐兵”放在“攻城”之前，把“攻城”看作下策，以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反映当时进攻兵器还缺乏摧毁城堡的能力，攻城所费代价过大，每每导致旷日持久，不利于速胜。所以孙子主张“拔人之城，而非攻 也”(似指奇袭和久困)。“伐兵”，就是进攻敌人的军队，照现代的军事术语说，就是以军队为作战目标。进攻敌人的军队，也有不同的打法。当时，呆笨的车战已逐步让位给徒步作战，而孙子主张的“勿击堂堂之阵”，正是新兴地主阶级寻求新的作战方式的表现。孙子认为野外机动作战是达到进攻速胜的有利的作战方式。要在野外机动作战中消灭敌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善于调动敌人，这种调动敌人的办法，孙子称之为“动敌”。它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就是说，要善于用佯动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使敌人听从调动，用重兵来等待掩击它。对于固定高垒深沟的敌人，则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法，调动敌人出来消灭它。孙子要求“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就是进军向敌人不及救援的地方，急进向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这样就能“进而不可御”了。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强调“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就含有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意思。为达此目的，就要察明敌人的情况和行动规律，即所谓“形人而我无形”。这样就“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了。孙子还提出，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先要消灭自己的弱点，立于不败之地，以寻求消灭敌人的机会。而在待机中，就要“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孙子还强调“我专而敌分”，就是要设法使自己兵力集中而迫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样就有争取主动的力量，能够造成“以十攻一……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孙子提出了造成敌人过失，使敌人陷于被动地位的办法，如“示形”，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毛主席说过：“……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专用东击西)。”又如用“卑而骄 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等办法，都能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使敌人发生弱点，陷于被劝。同时自己则保持主动，使自己的进攻象“转圆石于千仞之山”那样锐不可当，能所向无敌，即所谓“兵之所加，如以 (石)投卵”。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还强调“兵因敌而制胜”，这里含有灵活机动的意思。它指出，双方作战，通常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这种“奇正之变”，是“不可胜穷”的。部署作战要巧设计谋，“为不可测”，这样就可“巧能成事”。它说：“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要求战法经常变化，计谋不断更新，使敌人无法识破机关，驻军常换地方，进军多绕迂路，使敌人推测不出意图。孙子主张“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即不可千篇一律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战争情况。对不同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贪利的敌人，则“利而诱之”；对骄傲的敌人，则卑词示弱，使它麻痹松懈。敌对双方兵力对比不同，作战方法也有所不同：“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即兵力劣势，采取防御；兵力优势，采取进攻。优势的程度不同，打法也不一样：“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它还提出对不同的战区(所谓“九地”)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对不同的地形(所谓“六形”)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措施。对特殊情况，则要求作特殊的机断处置：“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它把作战方式因敌情而变化，比成水形因地形而变化，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四)

　　在阶级社会中，唯物论和唯心论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它们之间的斗争，始终反映着革命阶级同反动阶级之间的斗争。春秋战国之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用朴素唯物论为思想武器，向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唯心论进行斗争。在这场激烈的思想和理论的斗争中，孙武站在唯物论一方，在军事领域中独树一帜。

　　孙子中的朴素唯物论观点，首先表现为无神论和反天命的态度。它在论述事先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和方法时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鲜明地指出不可去求神问卜，不可用类似的事情做吉凶的推测，不可用夜观星辰运行的度数去验证，而必须从了解敌人情况的人口中去取得。它在“五事”中也讲到“天”，说的是“阴阳、寒署、时制也”，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在当时思想战线上，以天命论和反天命论为中心的论争中，孙子表现了鲜明的无神论和反天命论的态度，在哲学史上作出了贡献。

　　孙子的朴素唯物论观点也表现在本文前面说过的，把“五事”、“七计”看作战争胜败的基础。它在论有形的力量形篇中又说：“……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廿四两)称‘铢’(廿四分之一两)，败兵若以‘铢’称‘镒’。”也是把敌对双方力量的轻重对比不同，看作胜败的基础。这些都是属于战争问题上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

　　孙子中的朴素唯物论观点还表现在它要求战争的指导者，不可从主观愿望和喜怒感情出发，要在判明彼己双方的情况后，再定下打不打的决心。它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否则就会造成亡国杀身的灾祸。所以它告诫说：“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观指导，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应客观情况，这是对战争指导者最起码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在这样关键性的问题上，孙子作了朴素唯物论的论述。

　　毛主席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孙子中表现出来的军事上的辩证法思想正是这样。

　　孙子在论军事中，反映出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涉及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范畴，如敌我、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等，这些都是战争运动中的基本矛盾，贯穿在孙子的许多地方。孙子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讲的是“彼”、“己”双方情况，不能只知一方，而不知另一方。在论“军争”时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指出“军争”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危”的一面，要求将帅考虑问题，“必杂于利害”，即是说要兼顾到正反两个方面。在看到利时，要考虑到还有害的一面；在看到害时，要考虑到还有利的一面。所谓“杂于利，而务可信(伸)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告诉人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才不至失去胜利的信心；在有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防止挫败的危险。这些表现了《孙子》在思想上初步具有修正面观察问题，避免片面性的认识。

　　孙子看到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诸如：兵力配备有虚实，军队士气，有勇怯，部队状态有劳逸，作战方法有奇正，作战时间有久速，军队管理有治乱，距离有远近，道路有迂直，计谋有得失，处境有安危等等，因此，它能够提出许多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例如，它在谈到兵力配备的虚实时说：“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在兵力配备中既有有备的地方，必有相对无备的处所。处处设防，无所不备，就必然处处薄弱，无所不寡。有众必有寡，有实必有虚，总有弱点可找，总有瑕隙可乘。所以它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敌虽众，可使无斗。”敢于藐视强敌，乘敌人的瑕隙夺取胜利。同时孙子认为自己也会有弱点，所以它又提出要“先为不可胜”，不给敌人以可乘之隙。

　　孙子还看到了“治乱”、“勇怯”、“强弱”、“佚劳”、“饱饥”“安动”等等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变化的。它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这就是说，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治中产生，怯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勇中产生，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强中产生。

　　孙子看到军事领域中的某些矛盾是可以人工地促使它转化的。它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怎样促使这种变化呢？孙子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因而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认为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它在虚实篇中论述了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如何争取主动，避免被动，集中力量，去造成敌人被动和弱点，以战胜敌人之后，又说：“胜可为也。”就是说，如果能按照彼己双方情况，正确决定自己行动，那末胜利是“可为”的。孙子的辩证法也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孙子对“胜利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的关系，对“可知”到“可为”的发展，尚未能作出辩证统一的阐述，然而能提出“胜可知”又提出“胜可为”，就含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朴素辩证法因素。 作为例证，它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里说的是，巧妙地运用“形人而我无形”的办法，形成“我专而敌分”，我“能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这就容易取得胜利了。

　　孙子中辩证法思想的表现，虽然只限于军事领域并且是自发和朴素的，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孙子就有这样丰富而生动的辩证法思想，则是难能可贵的。

　　(五)

　　当我们从孙子这部古代著名的兵法中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时，必须看到，它产生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的时期，有其进步性。但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一样是剥削阶级，它从产生之日起就同农奴、农民处于阶级利益根本对立之中，由于阶级本质的决定，又加上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糟粕和消极成份。这里只将其中主要的略举如下。例如：它未能区别战争的性质，而且公然主张“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这是剥削阶级本性的表现。它虽讲过：“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但又说：“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其实，如能出敌不意，则倍道兼行、风雨无阻，往往能取得 意外胜利。它主张“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归师勿遏，围师必阙(一作遗阙)，穷寇勿迫”。实则高陵有时可向(即仰攻)，背丘有时可逆(即正面攻击)，归师有时可遏，而为了全歼敌人，一般地围师就不能缺，穷寇就必须追。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孙子中含有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份。例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对战争问题的唯心论表现。毛主席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又说：“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这就告诉我们，战争不是任何时候都要发生的，而是在敌对势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生的，这时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至于某些局部敌军的投降，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其实也只是战的结果。孙子把自然界的运动，它的发展变化过程看作“终而复始”、“死而复生”，对军事上的“奇正相生”看作“如环之无端”，把事物螺旋式的发展运动，看成简单的循环，这是循环论的观点。孙子在论及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上，比较注意量的不同和变化，较少注意质的不同和变化。上述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在历史观方面，孙子是唯心论的，它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轻视广大兵卒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它主张“愚士卒之耳目”，把兵卒看成羊群，“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这些都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表现。

　　从社会更迭、战争频繁中诞生的孙子，是我国古代进步的军事著作，它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一般战争的规律，是我们祖国的珍贵历史遗产。但是，孙子问世以来，已经两千多年了。今天，我们研究军事，学习战争，准备打仗，最根本的就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研究现代的人民战争的规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我们研究孙子，只是为了批判地吸收其精华，作为借鉴，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本文所说，只是我对孙子研究的粗浅体会。错误不当之处，想必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郭化若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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