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颖

　　以在战俘营里管理战俘的亲身经历注释人道和人权

　　50年前，朝鲜战场上的他曾经参与管理联合国战俘。

　　八十高龄，安享晚年中的他以自己的亲历注释人道和人权。

　　时间虽然久远，记忆仍然不可磨灭。

　　局势更迭，人道主义精神依旧散发光辉。

　　在与记者的面对面中，他亲口讲述了发生在战俘营中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退休多年的刘万海一直在北京密云的一个居民小区内安享晚年，近日，一篇有关当年战俘营的回忆文章，使这位82岁的老人忽然之间成了引人关注的新闻人物。围绕这篇被多家媒体转载的文章，刘万海以一名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自己当年在朝鲜战场管理联合国战俘的一些事情。

　　十七年前写的文章

　　记者：我们看到您的文章写得那么详细，而现在又是这么一个国际形势，那是不是有什么人有什么指示叫您这么说的？

　　刘万海：不可能，那是我在1987年写的东西，没经过修改就发了。

　　记者：文章中的事实您1987年就已经写了？您有先见之明吗？

　　刘万海：当时是沈阳军区来信让我写的。我曾经是二大队的中队长，他们让我把当年在战俘营我们怎么样对待俘虏的情况写一个东西。

　　记者：现在美军在伊拉克虐待战俘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您的感觉是不是和我们不一样？

　　刘万海：有点区别。特别是对美国的情况，他们不择手段的毒辣的惨无人道的做法，和我们对待战俘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鲜明对比。看了报刊电视上公布的事实，我想到要把当年战俘的情况给拿出来看看，看一看到底是他们人道还是我们人道，他们尊重人权还是我们尊重人权。就是由于有这个想法，就把这个材料又找出来了。

　　记者：那这些事过去那么多年了您还记得很清楚吗？

　　刘万海：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一般不容易忘。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对于刘万海来说，发生在5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仍然是他记忆中的主要内容。1950年6月，朝鲜北南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内战，与南朝鲜有许多利益关系的美国政府立即下令武装干涉，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建联合国军进入朝鲜。为了使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不受威胁，中国政府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志愿军入朝作战不久，便俘获了大量的“联合国军”，并在朝鲜北部的碧潼建起一个规模较大的战俘营。1953年初，30岁的刘万海跨过鸭绿江，来到碧潼战俘营管理战俘。

　　　记者：您是怎么去的朝鲜？为什么选中您去做这个工作。

　　刘万海：1952年，那会儿叫政务院，撤销了一个平原省，撤销了一个热河省，撤销了一个察哈尔省，我当时在察哈尔省干部学校搞宣传，撤了以后，战士都分配到各个单位去了。那时候朝鲜战场正需要人，很多人报名参战，组织上也挑选适合到朝鲜去的人。

　　记者：小时候听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是去冲锋陷阵，是去当英雄，结果告诉您管俘虏，这个工作太特殊了。

　　刘万海：我们那时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服从分配啊。让我上哪儿我就去上哪儿，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二话不说。

　　记者：去朝鲜的时候给你们交待对待俘虏的总原则是什么？

　　刘万海：原来在俘虏营里面进行管理俘虏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日内瓦战俘条例怎么样，生活上应该怎么着，物质上应该怎么着，因为按照《日内瓦公约》，对战俘要优待，所以就按照《日内瓦公约》去办。

　　《日内瓦公约》是1864年至1949年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其中，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共有143条正文和5个附件，详细规定了保护战俘和战俘待遇的原则和规则。在朝鲜战场的战俘营，这些规定得到了中国志愿军的严格执行。

　　战俘比战士吃得好

　　在碧潼战俘营，刘万海担任志愿军俘虏管理处二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管理着来自美国、英国、新西兰和土耳其等国家的战俘200多名，与别的中队不同的是，这里的战俘大部分都是上尉以上的军官，管理的难度相对较大。

　　记者：那从哪儿着手工作呢？怎么开展工作？有没有具体的目标？

　　刘万海：关键问题是从生活上开始，生活上首先从伙食上开始。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得吃饭，所以说怎么样让俘虏吃得满意一些，国家要求这么做的。那时候国家规定的志愿军伙食标准，连长以下到士兵，每人每月标准是12块钱。营团干部每人每月标准18块钱。俘虏的标准每人每月低于中灶高于大灶，每人每月15块钱。

　　记者：比战士吃得还好。

　　刘万海：战士比较苦。刚开始去的时候，名义上是12块钱标准。实际物资供应上不去，飞机乱炸，咱们国家物资缺乏，有时还不能及时地运上去。战士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刚开始还有吃炒面、啃雪的情况，但为了保家卫国，大家甘心情愿，没什么意见。

　　记者：你们思想上通吗？

　　刘万海：那是中央的规定啊。15块钱标准实际上比营团干部吃中灶的伙食还要好得多的多。从国内运去的面粉都是上等的，价钱是低价的，抗美援朝嘛。运到朝鲜的猪肉一方一方的，都是猪的正经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牛肉、羊肉也是这样，价钱甚至比国内还要低一些。好多好多的项目不是低价就是免费。另外，他们是一二百个人吃集体食堂，这样一来就是物美价廉，而且集体起火有的不要钱，吃起来的水平比中灶的还好。

　　记者：战俘的伙食你们管着？

　　刘万海：我们管，他们自己做自己吃。外国人喜欢吃面包，咱们就给他们供应面粉、糖，专给他们供应。烤面包的方法土洋结合。

　　记者：怎么烤？

　　刘万海：把汽油桶一头打开，在中间放上两层轨道，夹成隔板，就像容器一样，把馒头蒸好以后放进去，油桶外边搭成灶火在油桶外边烧火，给桶里加温，面包就出来了。俘虏对这种做法特别感兴趣，羡慕中国有办法，拿着面包吃起来乐呵呵的不行。

　　联合国战俘来自不同国家，有着各种不同的风俗和饮食习惯，志愿军为土耳其战俘专门设立了清真厨房，物品也按穆斯林的习惯专门供应。在当时国内物质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战俘生活物资的供应，战俘管理处克服了重重困难。

　　优先保证战俘的给养

　　记者：当时志愿军的给养都很困难，俘虏的给养能保证吗？

　　刘万海：首先要保证俘虏。有个卡斯特勒，是个上尉，身高两米都超过了。咱们那时候给俘虏发的鞋比给志愿军的鞋尺码都大，我记得最大的尺码是45码，但他不能穿，到冬天了怎么办啊，司务长到丹东特别给他制定了鞋，司务长我记得叫周万顺，是大同人，大概是1.6米左右，是个小个儿。到丹东取鞋，做了一尺多长的鞋，而且是棉鞋，这么高的小个儿背着这么一双鞋，街上的姑娘、小伙子们都围上来问，他们对美国人恨得不行，我们还给他专门做鞋，司务长就给他们解释。还有牙刷、牙粉、毛巾、肥皂，也定时给他们发。我举个例子，我们住的地方是在朝鲜叫喇股萨，我们叫水风。水风电场，坝上冬天冰就冻了，到春天开化，俘虏营的司务长要过鸭绿江到我们国内宽甸县采购，他就从冰上过去了，结果冰化了，一下掉到冰窟窿里牺牲了。那时候为了俘虏的生活，咱们千方百计甚至不顾生命，也要给他们弄好。

　　有张照片就是当年留下的战俘营外景，和想象不同的是，这里并没有围墙和铁丝网，只是用木头围了一圈栅栏，战俘们住在设有暖气管道的房子里，一般三四十人住一大间。在这里，战俘们除了吃穿等日常生活用品得到保障之外，还拥有丰富的文化生活。

　　对战俘无惩罚

　　记者：俘虏营里还有文化生活？

　　刘万海：文化生活才有意思呢，咱们给他们小提琴、买吉他，可是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的钱啊，就把汽油桶做成土吉他，从国内买弦，让他们的木工去做，结果这个土吉他弹起来比洋琴的音还大，整个俘虏营里面嗡嗡地响，你弹一阵子我接过来，然后他接过去，有的还轮不上。还演节目，自排、自演、自练，1953年的五六月份，有一次举办晚会，演到高兴处，鼓掌、口号，各种各样的表示形态都出来了，非常高兴。

　　记者：不担心他们闹事吗？

　　刘万海：我们在一起洗澡也没事啊，俘虏营里面理发馆也没事，演出也没事，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俘虏营里查铺，爱怎么走怎么走，没事。

　　记者：你们带武器吗？

　　刘万海：不带。

　　记者：没有遭遇过危险吗？

　　刘万海：没有。食堂各种刀具，理发馆各种用品，刀子、剪子，什么都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到那儿以后没有顾虑，俘虏非常愿意咱们去。我经常让俘虏给理发。他们搞体育运动，咱们给他们做的体育器材虽然都是木头的，但有好多东西能给他做的都做了，比如高低杠、单杠。

　　记者：还有体育活动？

　　刘万海：俘虏营里边最喜欢打棒球，咱们给做的棒球棒子不比社会上卖的次，而且几乎天天打，一场接一场打。他们自己还发明新的体育项目，弄几条麻袋，选择几个人，反正一个人一条麻袋，把两个腿装到麻袋里，在场子里蹦，蹦得快的取胜。

　　记者：听您的描述感觉是到夏令营，不是到俘虏营了。

　　刘万海：那时候的生活他们感到特别满意，都是红光满面的。

　　记者：他们有通信自由吗？

　　刘万海：这个是保障的。按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每人每个月两封信，咱们无偿地供给他们信封、信纸，免费邮寄，谁寄信谁不寄信由他自己选择，我们不限制，来信我们如数地、及时地交给他们。俘虏来信了以后才有意思呢，寄家庭照片、寄汽车照片，还有寄口香糖的，有的老婆寄了头发，有的老婆信写完了最后在签名的地方抹上口红，印在信纸上，俘虏接到家里的信就炫耀，给这个看看给那个看看，有的时候咱们到俘虏营里去，也不避讳照样给咱们看。

　　尽管战俘们在战俘营里的生活轻松愉快，但毕竟是敌对双方，再加上语言和习惯不同，所以，志愿军和战俘们的交往也并非一团和气。

　　记者：想象对俘虏应该是很严厉的，没有严厉的时候吗？

　　刘万海：严的时候也有。比如说每天俘虏要点名，每天坚持要点，点名缺席不行。

　　记者：俘虏里最严厉的惩罚是什么？

　　刘万海：不惩罚呀。

　　记者：从来不打，从来不骂？

　　刘万海：不惩罚，有的俘虏犯了纪律也不惩罚，只是说服。有的时候俘虏见到朝鲜妇女，就发疯似的控制不住自己，看见朝鲜妇女在前头走，就大步流星地一个劲撵，你跟他说慢点慢点，他还是大步流星地往前连跑带颠的，他们一般个头都比较大，咱们的司务长1.6米左右，有的时候撵不上他，这时候就警告他一下。有特别不像话的情况，跟比他高级的军官说，让他做做他的工作。

　　记者：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刘万海：从形式上是咱们管他们，实际上咱们是通过俘虏管俘虏，因为下级服从上级，咱们抓住了他上级的几个头头，和他们讲应该怎么办，按照我们的要求怎么办。

　　记者：毕竟是战争时期啊，俘虏营里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吗？或者意外？

　　刘万海：没有，以前美国的飞机乱炸或者来扫射，有的俘虏被炸死了或者炸伤了，咱们派谈判代表和对方提出来不能轰炸俘虏营。

　　记者：怎么知道是俘虏营呢？

　　刘万海：最后经过交涉，在俘虏营专门设一个标语，大岩石设立一块红布，底下搭上架子把红布支起来，上面有俘虏两个字，用朝鲜文写的，飞机见到这个标志就说明这是俘虏营不能炸也不能扫射。

　　记者：轰炸或者危险的时候，是保护志愿军还是保护俘虏？

　　刘万海：一般让俘虏隐蔽起来，咱们的工作人员在那种情况下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记者：打仗不就是你死我活吗？

　　刘万海：枪一缴就不是了，不是在战场上那种状况了。

　　我们优待战俘是对人权的充分尊重

　　1953年7月27日，中朝军队和联合国部队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随后，碧潼战俘营的联合国战俘陆续被遣返，交战双方开始在板门店交换战俘，在交换战俘的过程中，刘万海亲身感受到了双方战俘所受到的区别待遇。

　　记者：战俘听说自己被遣返的时候，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

　　刘万海：有的俘虏由于咱们得人心，照顾得好，所以感觉咱们可亲，不想走。我们那时候对俘虏一个人一个人进行研究，三番五次地和他谈，动员他让他走。临走以前咱们给他发新毛毯，发大中华烟，那时候咱们的大中华烟是第一流的香烟。有一个炊事班长，他是跟咱们接触次数最多的，叫契诺，他在交换战俘的时候真是恋恋不舍地走了，在战俘营我们给他发了把开罐头的小刀，他就把小刀给了我作为纪念。我当时有支钢笔，就把钢笔给他了，结果这一给，他感动得泪就下来了，在当时好像是用言语表达不了他的感情，我当时的外语水平也不行，也没有办法用语言交流，他走了好远了还又“Thankyou”、“Goodbye”，一个劲摆手，最后眼含热泪离开了。

　　记者：那我们交换回来的俘虏呢？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刘万海：咱们的战俘一下汽车，甚至是有的没有下汽车，就把衣服和鞋都脱了，用毛巾兜住裆，拿衣服和鞋打那些押送他们的军官、士兵。

　　记者：为什么？

　　刘万海：恨他们嘛。咱们的战俘回来以后痛哭流涕，简直是哭得揪心。

　　把联合国战俘送走之后，刘万海他们负责把志愿军的被俘人员接回祖国，并在沈阳军区创建归来人员管理处，在安置归来人员的过程中，那些被美军俘虏的志愿军的遭遇给了刘万海极大的震撼。

　　记者：他们回来怎么说呢？美国人怎么对待他们呢？

　　刘万海：各种手段都用上了，欺骗、镇压，往身上刺字甚至是挖心，一直到把俘虏整死，放在锅里煮了，就是这样。

　　记者：当他们回来跟你们说他们在战俘营里的遭遇之后，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对敌人太好了，你们所做的这一切没有意义。

　　刘万海：在那时候顾不上想这些，光是对敌人的仇恨。

　　记者：如果你们事先知道这些，还会善待敌人的俘虏吗？

　　刘万海：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这个考虑。

　　记者：你们知道以后考虑是什么？

　　刘万海：我们做的还是对的。

　　记者：50年过去了，现在美军在伊拉克还在虐待战俘，你后悔50年前那样对待战俘吗？

　　刘万海：不后悔。像美国，经常喊人道人权，你在哪地方有人权？哪个地方有人道？你今天占这明天占那，今天封锁这明天封锁那，到处是军事基地，你不让人家有自由，这是人权吗？不让人有生命安全的保证，这是人权吗？这个东西光口说不行，必须用事实证实你这是真正的人权、道德，这才是让人信服的。

　　记者：那现在都过去50年了，你怎么评价你当时工作的意义呢？

　　刘万海：问心无愧。

　　刘万海，1923年2月出生，河北遵化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曾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3年初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俘虏管理处二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1958年转业，198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