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元

　　1982年12月至1987年4月，我曾在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工作。其间，我遇上了一次已经成功但最终归于失败的军事政变。虽时隔十多年，但我对这次政变的一些情况，仍记忆犹新。

　　1985年11月的一天清晨，我起床后习惯地打开了放在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凝神一听，利比里亚国家电台正播出一条令人十分震惊的新闻：利比里亚武装部队参谋长奎翁巴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成功，推翻了国家元首多伊的政府。

　　消息立即在大使馆传开。我和使馆的同志们顾不上吃饭，马上出去观察形势。我们到了大街上，只见到处是人，男女老少欢声笑语，载歌载舞。

　　奎翁巴发动政变，得到了大多数军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率部队攻占总统府，结果多伊组织总统府卫队，并依靠外地部队的支援发起反攻，重新夺回了电台。就这样，奎翁巴发动的这场政变失败了。

　　就在多伊粉碎奎翁巴政变的当天，利比里亚电台又宣布在全国实行宵禁。禁令称：从晚上6点到次日早晨6点，不论是利比里亚人还是外国人，包括各国驻利比里亚的外交人员在内，不得外出，否则，格杀勿论。与此同时，首都蒙罗维亚城内的主要路口及从首都通向外地的交通要道全都布满了岗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

　　当时，我是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主管外勤、礼宾、文化、侨务等工作。由于当时驻在国电话线路经常不通，办事主要靠自己出去跑。我每次出去都在车上多带一些白兰地小瓶酒、折叠纸扇、清凉油之类的小礼品，以此“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一天，我到机场去接新派的馆员，按飞机正常到达时间，下午5：30左右将人接到使馆应无问题。但不巧的是飞机晚点，我只好为他在机场安排好旅馆房间，再与有关航空公司在机场的办公室联系，告诉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新来馆员的姓名，请工作人员在机场接一下，帮助他在机场旅馆住下，并告诉他下午6点到早上6点期间不能外出活动。安排好一切后，我赶快驱车返回使馆。最后到达使馆已是5点50分，离那个“格杀勿论”的时间还差10分钟。真的好悬！

　　在政变期间，不管你是什么人、坐什么车，经岗哨时一律都要停车、下车，接受检查。我们使馆位于城郊，进城、返馆都要经过三四道岗哨。车子靠近岗哨时必须开得很慢，到了岗哨时停下，人下车，拿出身份证接受检查。当车子缓缓驶向岗哨时，几个士兵的枪口一齐对着车头；我走下车后，他们又将枪口一齐对着我，其中一人过来检查我的证件。我出示了外交官证，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小瓶酒、折叠扇之类的小礼物相赠，这样我就可较快地被获准放行。

　　实行宵禁的十多天中，我每天至少要进城或去机场一趟，来回都要经过三五道岗哨，那乌黑的枪口每天总有十次八次对着我的胸膛。说实在的，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害怕，总认为自己是外交人员，他们不会伤我。但现在回想，还真是有点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