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刚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为使我能很好地研究里根，进而确定我们互相了解的最佳方式，早在我们第一次会晤之前，有关方面就为我准备了详尽的资料。

　　“我清楚地知道，我将要会晤的这个人极端保守。我甚至认为他思想反动。但后来我很快明白，里根这人很直爽，他说话从不拐弯抹角、招摇撞骗。为在谈判中达成协议，里根确实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的。

　　“1985年，我同里根在日内瓦举行过第一次短暂会晤。1986年，具有历史意义的苏美峰会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其间，我们虽未能达成协议，但一致商定在随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内要继续进行谈判。这证明，即使是冰岛的这场激烈交锋对此后有步骤地继续朝着裁军方向前进也是大有裨益的。

　　“这里我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这两次会晤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的第一次接触只是部分地改变了里根的观点。我也理解，里根也是其所处环境的产物，因为他生于这种环境。其实，我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我知道，里根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他称前苏联为‘邪恶帝国’，我自然也知道他对前苏联的这一评价，知道他要竭力将其摧毁。初次相见，我们俩就像拳击运动员那样，都一心抵御对手。但至于说我，我决定这样行事：一旦我们彼此能在平静的气氛中开始谈判，我就要尽力使里根很难坚持其既定的立场。我试图向里根说明，他对世界的看法与现实情况不符，即便是在他认定为‘邪恶帝国’的那个国家里，也同样有人在时刻准备对世界重大事件进程施加影响。我可以说，这一目的我是达到了。当然，当时我也得到了里根的协助。

　　“我们就裁军问题先后举行过5次直接会谈，并取得了现实的成效。我特别想说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都非常努力地去进行核裁军，然而在随后的年月里，这种劲头却莫名其妙地一落千丈。俄美两国领导人对核裁军这一问题好像都失去了兴趣。对此我感到有些遗憾。这实在是一大失误，因为正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核武器更新又重新开始了。美国单方面放弃美苏于1972年签订的反导条约就是明证。我认为，这是美国现政府的一个重大失误。

　　“里根也是共和党人，但他在任期间却从未走这么远。他是一位真正的总统。里根有勇气，富有想象力。现在里根已驾鹤西去。尽管我们之间曾存在深刻分歧，这种分歧使我们一度疏远，我们仍然有理由对他的逝世表示同情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