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帆

　　-中国从反对现有国际体制到进入现有体制，这是中国外交重归现实主义的正确调整。它标志着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的“体系共存说”的结束和“体系参与说”的开始

　　-应该明确的是，中国需要适应国际体制，而不是等待国际体制为中国而改变。虽然 中国与国际体制正在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但在现阶段互动绝不是对等的

　　-重塑自我、转变与国际体制的关系决不是丧失自我。也就是说，要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相适应，要保持和发扬中国自身文化精华的持续性

　　谈论中国与国际体制的关系时，单纯强调中国对国际体制的机遇性或挑战性，实际上都是片面的，因为这仍然是一种把中国与国际体制对立起来的观念。中国要实现软国力的提升，要实现和平崛起，不仅要发展与强化国家关系，更重要的，就是正实现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的确要在国际体制中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但在现阶段，中国适应和调整自己的政策更为重要。

　　中国与国际体制由对立转为参与

　　在“中国中心论”的历史时期，中国没有国际体制的概念。近代中国屡遭欺凌，经历了大国地位被国际社会剥夺的过程，不得不接受自己在国际体制中被边缘化的现实。当新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时，也是在充满怀疑和敌视的目光中谋求有限的发展，国际体制被冷战两极格局所主导，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国际体制的联系带有很大程度的历史局限性。只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才逐渐改变了对现存国际体制的看法，充分意识到外部环境与自身发展的重要联系。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终于在世纪之交成为世界贸易体制的成员，这一举动意味着中国对国际体制认识实现了更加重要的转变。中国开始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在现有体制的制约下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已经放弃了革命的方式，而采取了改良的方式，因此，中国只能在现有体制下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最大程度地实现发展目标———尽管这个体制对中国并不是平等与合理的。同时尽可能以和平与理性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合理的方向改变，作为在国际社会中倡导和平的一支主要力量，发挥中国的独特作用。

　　中国从反对现有体制到进入现有体制，这是中国外交纠正实力与政策关系出现的偏差，重归现实主义的正确调整。它标志着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的“体系共存说”的结束和“体系参与说”的开始。“体系共存”只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实际上还带有隔离的两个体系的思想烙印，“参与体系”则是更进一步。如果说改革开放只是第一步的话，进入现有体制就是关键性的第二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强调“相互依赖”，而突出了“相互”，实际上就反映了对立观的改变。中国终于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中国的一切与世界息息相关，与世界加深联系的进程不可逆转。中国再也不能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是持久性变革的一部分。中国不再以旁观者的身份与现有的国际体制发生联系，而转变为参与者和共建者；不再是国际机制中被动的一方，而成为其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一员。中国要在国际环境的转变中实现自我调整，除了适应以外还谋求积极参与。

　　中国与国际体制结合还要进行自身变革

　　评判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国际化。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已不可逆转。而现在只是第一步，还应有第二步、第三步。在笔者看来，第二步是要进行自身变革，第三步则是进入现有体制并在该体制中发挥建设性的影响。

　　显然，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过程是一个相互碰撞、冲突、适应和融合的过程。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必须采取更多积极主动的行动。

　　中国在进入国际体制的过程中，首先要调整国家内部一些不适应自身发展，以及与国际环境不相协调的成分。中国需要在现实选择中增加理性成分，适应中国从中心地位向合作地位的转变，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形成的大国独尊意识。要解决好历史形成的大国心态和理性务实外交的关系。

　　在适应转变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要学会从追求世界大国地位向追求地区强国地位的转变，以周边事务和地区事务为重点；二是应注意如何保证义务与权利的平衡：中国在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积极履行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比如在对待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问题上，中国正在积极履行其义务和责任)，同时又必须规避超越中国发展阶段的一些不利因素。而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中国又必须有前瞻性的眼光。由此可见，

　　要学会在国际机制的制约下谋求发展，其实并不容易。

　　现在所谓进入现有体制，实际上是改变对现有体制的对立态度，以新的更为有效的形式加强与现有国际体制的合作。过去是被动适应，现在是主动适应。

　　与国际体制结合的方式应该以我为主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中国需要适应国际体制，而不是等待国际体制为中国而改变。虽然中国与国际体制正在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但在现阶段互动绝不是对等的。虽然加入国际社会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改变和影响国际社会的契机，但中国需要完成大量的基础工作。因此进入国际体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了解现有体制的规则和制约因素，更好地适应和转变自己。

　　其次，重塑自我、转变与国际体制的关系决不是丧失自我。这个自我，在一些时候指的是中国的阶段性，另一些时候指的是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要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相适应，要保持和发扬中国自身文化精华的持续性。中国传统文明在现代日益展现着特殊的文化价值，比如古人理想中的“大一统观”与“和合观”是可以符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悠久的传统文明，与学习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可以充分地结合在一起。

　　更高的目标在于，中国要设法站在前人文明成果的高起点上探索新的道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含义。所谓“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中国在融入现有体制的过程中，要最终实现制度创新。这个创新将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将有利于国际体制的改造。要使中国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必须把学习人类的先进成果与探索中国自身的前进方向连在一起，在充分积累之后探索新的道路。但这个过程是在与国际体制的良性互动中完成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将对国际体制发挥独特的影响：中国与国际体制的关系不再是对立和相互取代的关系，中国对国际体制的贡献，将是促进现有体制实现和平的、渐进的、更加合理的变革。因为中国进入国际体制的目标不是停留在求同存异上,而是要多求同少存异，减少或消除分歧。

　　第三，中国如何进入国际体制，以怎样的方式和怎样的进程进入这一体制，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从国家的自身特点出发，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的阶段性，采用渐进的方式加入国际体制。事实证明这一方式是成功的。

　　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发展道路的困惑，终于认定加入现有体制是中国扩大影响和发展自己的有效方式。现实要求中国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并把适应国际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事实上，我们经济制度的变革就正在改变着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传统。

　　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态度实际上一直在经历转变，现在正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国正在进入与现有体制全面合作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中国是十分有益的。与国际体制的互动不再是策略或权宜之计，而是成为长期坚持的政策。

　　同时，在中国与国际体制互动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影响将会加大，中国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挑战性和重要性，学会理性地认识和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同时有效地避免其负面影响。这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也是中国发展软国力的更高需要。▲(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现为美国长岛大学政治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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