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超

　　古往今来，任何战争都有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效益问题。但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人们对战争的效益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解读，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效益观。 20世纪末特别是跨入新世纪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关于战争效益的观念，开始由不计代价向合理投入转变。

　　陷入不计代价的怪圈

　　同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一样，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社会活动，本身也存在效益问题。这就要把战争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与获得的战争成果进行比较来权衡得失。大凡睿智的战略家都认为，战争的进行应当力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直至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孙子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就说：“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认为应当努力追求“兵不顿而利可全”，反对为了争利而不计代价。然而，事物的发展并不是按人们预想或期待的轨道前行。当人类跨入封建社会特别是步入工业时代后，为了追求攻城掠地、解除武装等极限的战争目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陷入“不惜一切代价以赢得战争胜利”的怪圈而不能自拔。这使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投入兵力越来越多，耗费财力越来越巨，直至出现了消耗巨大的两次世界大战。那时，只要为了战胜对手、赢得胜利，投入多少人、财、物都是不在乎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这种不计一切代价的效益观并未成为主宰人类战争活动不变的金科玉律。

　　不能不考虑的效费比

　　1945年8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的钟声敲响时，面对满目苍痍的欧洲，英国首相邱吉尔曾感言道：不计代价的投入虽然使我们赢得了战争，但却失去了和平和繁荣。

　　的确，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像这种因追求胜利而不计代价使战争最终走向其目的反面的例子并不鲜见。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忽视战争投入与产出的效费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战争效益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最终取胜。在中外军事史上，强大的军队因久攻不下，物资消耗殆尽，不得不退兵，甚至遭到反击而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反过来说，相对弱小的军队能够注重战争效益，以少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也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采取了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相结合的方针，逐步消耗、削弱敌人，从总体上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最后夺取了战争的胜利，就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子。

　　战争效益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战争中的失败，当然会使一个国家陷入屈辱境地。但如果取得战争胜利，而战争效益过低，也可能使国势破败，使人民生活陷于困顿甚至使国家一蹶不振。对此，孙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会使国家财力不继；如果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实力耗尽，国家经济枯竭，那么，轻则战场失利，重则诸侯乘虚而入。到那时，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再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挽回危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法等欧洲列强国势何其强盛，但在战争初期遭到德军重创，后虽经苦战获胜，然而元气大伤，让美国后来居上，最后沦为“二等公民”。因而，无论从追求战时的胜利还是战后的国富来讲，战争的效益都是一个必须关注的战略问题。

　　追求投入产出的最大值

　　战争目的和战争手段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着战争的演变和发展方向。在以往的战争中，战争效益的低下既有主观因素方面的原因(为了胜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也有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方面的制约，诸如武器装备的威力、精度和可控性不佳以及部队组织指挥、机动能力与行动效率不高等。但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及高新技术等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对战争效益的提升不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手段。

　　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武器装备等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度大大提升，使其价格水平直线上涨。与此同时，军队建设和使用的费用也大幅上扬，使得战争的高消耗性特点更加鲜明。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开战后不久便要求国会追加拨款700亿美元就足以说明此点。于是，探讨如何提高军队建设和使用的效益问题，便成了世界各国军队的共同选择。比如，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由于战前规划不够准确，大量运往海湾的物资到战争结束时仍没有派上用场，在港口堆积如山。此后，美军大力研究“聚焦式后勤”及“快速决定性作战”等理论，并运用于伊拉克战争中，使其投入与产出的效费比大大高于海湾战争。与此同时，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也使提高战争效费比的需求成为可能。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空军摧毁一个重要地面目标大约需要投弹90 0枚，到越南战争时需300枚，而现在只需1-2枚精确制导炸弹即可。

　　可以预见，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战争效益将成为交战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大力研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效益问题，力争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将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战略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