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孙东民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过的日本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管教人员把战犯当人，他们的做法是挽救人类的善举

　　有段史实请不要忘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战犯管理所里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 犯(969名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刑(没有一个死刑)，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当中国最高法庭对战犯们宣判时，战犯中没有一个抗诉，被告席上不断传出悔恨与感激交加的哭声。参加旁听的外国记者评论：“中国的审判，虽然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各自的立场不同，但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人们都异口同声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这些日本旧军人发誓改恶从善，历半个世纪不改初衷。

　　日本人记录下抚顺的奇迹

　　这段往事没有被尘封。有位日本摄影家以出色的工作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证言，他就是新井利男。

　　一个细雨绵绵的春日，本报记者在东京参加了一个纪念《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的证言———摄影家新井利男留下的工作》一书出版的集会。这次集会是由曾在中国被关押的前战犯组成的和平团体———“中国归国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发起的。8位耄耋之年的前战犯特地参加了座谈。集会的主题一是怀念新井利男，一是回忆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

　　正直的新井利男虽没经历过战争，却出版了《侵略的证言》、《啊满州》、《中国战火中的残留日本人》等著作。他关注中国的战犯管理，是因为读了一本名为《三光———日本人在中国的战争犯罪自白》的书。他觉得，“战争使善良的平凡人失去人性，能对手无寸铁的人民杀光，烧光，抢光”。更触动他的是，书的作者们都曾是战犯。他们为了教育后人，“不是受到强制而是发自内心，主动追究、坦白并记录了自己的罪行”，数十年如一日进行着“认罪实践”。

　　1985年，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过的前所长孙明斋、金源等到日本访问，邀请他们的正是28年前他们管教过的战犯。世事沧桑，过去的战犯与管教人员都完成了角色转变，为和平走到一起。这件事给了新井极大的冲击。看到许多日本人对中国战犯政策很无知，新井便产生了记录这段历史的念头。他认为，战争的加害者和被害者必须加深理解，去掉民族蔑视、憎恶和不信任。“抚顺的奇迹是人类的遗产，应当加以记忆和传承”。

　　于是，新井放弃了平静的生活，自掏腰包在朋友的支持下来华采访。他常常背着几十公斤重的照相器材翻山越岭。他曾到太行山深处看望当年受过性虐待的老人，与讲述者抱头痛哭。在数年时间里，他从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到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从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足迹遍及福建、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省的80多个地区。他查阅了国家档案馆中的许多历史资料，访问了当时的所长、教员、医生、药剂师、看守、炊事员等31名在管理所工作过的人，拍摄了大批珍贵的照片，取得了大量证词。前抚顺战犯管理所长金源及其全家给了新井很大的帮助。翻译、交通等，都是在金源的帮助下解决的。不幸的是，新井没有等到大作问世便因肺癌在2001年6月去世，对他的事业全力相助的金源所长也于2002年故去；所幸的是，“新井利男资料保存会”出版了他采访的《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的证言》。

　　把战犯当人，立足教育

　　集会的另一项内容是请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过的老人谈感受。耄耋之年的前战犯个个坦诚剖析自己，痛觉“今是而昨非”。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管教人员的做法是挽救人类的善举。满头白发的国友俊太郎老人拿着中国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人道与宽恕》画册展示给在场的人。他说，中国是以和为贵，“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90岁高龄的绘鸠毅老人感触颇深地说，中国的政策首先是“把战犯当人，通过教育使他们恢复人性”。他认为，战犯管理所是毛泽东、周恩来建立的“世界第一、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监狱”。中国管教人员重教育，懂得引导战犯们在人民面前认罪，“认罪运动是中国人道主义的成果”。

　　伊藤老人是当时的“学习组长”，组织学过《实践论》。他说那场战争是明明白白的侵略，是在中国土地上的犯罪，中国却给了战犯温暖，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性”。

　　曾参加731部队的筱冢良雄老人回忆说，自己病得不省人事时，多亏有解放军全力抢救。原来自己非常顽固，他的转变是中方热诚教育的结果。

　　山中、铃木、小山老人纷纷表示，从中将到士兵，在1062名战犯中除个别人外，都转变了立场，抚顺战犯管理所是一所人生大学。专程从名古屋赶来的渡部老泪纵横：“我就是书中说的459号……”。渡部当兵后在中国杀过人，他起初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抵触情绪，后来是较早觉悟的一个。他患过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当年是中国医生治好了他的病。他说：“新井采写的‘证言’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礼物，它给了我更大的、全力赎罪的勇气。”前“中归联”事务局长高桥哲郎老人说：“在后半生中，‘反对战争，和平友好’的精神深深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中国把战犯当人，立足教育的政策砍断了冤冤相报的仇恨连环”……

　　不是“胜者对败者的报复”

　　中国共产党人是用什么魔杖使笃信军国主义的战犯们认罪的？战犯们为什么能改恶从善，历数十年不改初衷？人们在探索“抚顺奇迹”的秘密。其实全部的秘密就在于中国对战犯的政策不是“胜者对败者的报复”，而是教育改造。

　　共产党人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战犯管理所人员证实，毛泽东、周恩来反复指示要坚持改造第一，处罚与宽大、改造与教育、政治斗争与人道主义结合。学习、管理、劳动，一切都是为了转变其反动立场。其实，国恨与家仇，管理所人员都有一本血泪账。开始时，许多人都不理解优待战犯的政策。有位看守长全家7人被日军杀害，他为了报仇参了军。上级要求他对眼前的战犯不能打骂，还要说话和气，气得他趴在床上哭。组织上教育大家“恨罪不恨人”，把家仇放在一边，严格按党的政策办。战犯也是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坏，是军国主义不好，他们被军阀赶上战场，被剥夺了人性。不侮辱不虐待，尊重其人格，炊事员注意卫生，把米淘净，医务人员对有病的及时治疗。如同极地的冰块遇到春天的太阳徐徐融化，战犯们被唤起做人的本性。

　　管理所长孙明斋、金源证实，战犯立场的转变要靠斗争。开始时多数战犯态度嚣张，主张日本的“自存自卫”，说来中国是为“维持治安”，是“奉天皇的命令”。中方人员义正辞严：日军侵华不是中国人请的，日本天皇管不了中国的事。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坏事做绝，战犯惟一的出路是认罪改造。

　　虽然战犯对中国人民犯下大罪，但考虑到日本投降后十余年的变化、中日关系的发展、以及多数战犯有悔改表现，全国人大决定对日本战犯从宽处理。1956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对藤田茂、铃木启久中将等45名罪行极为严重的战犯判8年至29年不等的刑罚，对1017名战犯宽大处理，免于起诉，立即释放。所有被宣判有罪的战犯都表示向中国人民认罪。被判16年的佐佐真之助表示：“我的罪孽遍及中国全国，成为6亿人民憎恶的对象，判几次死刑都无法补偿。”被判18年的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承认“大罪天地不容，为了教育今后的日本人，请求给以极刑。”藤田茂事后在谈到他站在被告席上听到第一位出庭作证的全家被杀的张葡萄老人愤怒、痛苦的控诉时说，“那时我心如刀割，肝肠欲裂，良心的斥责涌上心头。我恨不得要求这位老婆婆踢我、咬我、打倒我……我愿意判我以极刑……”

　　战俘回国自揭丑行

　　接受了学习教育的前战犯，在被释放回国后都发誓改恶从善。由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华敌视，日本社会对战争罪责意识淡薄，对侵略战争缺乏认识，加上日本政府有意隐瞒战争犯罪，战犯们回国后的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被扣上“清一色的总忏悔”、“受中共洗脑”的帽子。他们还受到公安当局监视、调查，找工作困难，备受歧视。

　　不过，千余人中除极个别的人自食其言外，其他人都不改初衷。抱着反对侵略、追求和平、日中永远友好的信念，

　　他们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国者联络会”，为和平奔走呼号。为了悼念中国爱国烈士，他们再访“再生之地”，建立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不少人把自己的战争体验写成书，《侵略》、《三光》、《天皇的军队》、《从中国归来的战犯》等几十本著作就是其成果。前日军39师俘虏监督军官兼情报主任鹈野(被判刑13年)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曾相信“中国领土全部归于日本，日本将征服全世界”，在他参加侵华战争的4年里残害过大量百姓。回国后，他写了《菊与日本刀》，暴露他如何受军国主义毒害，犯过什么罪，在战犯管理所受的待遇等，震惊了日本社会。

　　如今，存在了45年之久的“中国归国者联络会”因成员年事已高而改为“抚顺奇迹继承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