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彦

　　一支军队的实力，取决于对可控关系的科学处理；一支军队的活力，取决于对不可控关系的科学处理。当然，活力要以实力为基础，实力则必须和活力相结合。系统管理，主要解决的是可控关系———先确定目标，而后是对可控关系的协调与处理，以作用于系统总目标的实现。然而，军事谋略主要是研究对不可控关系的控制。我与敌，相互间本来是不可 控的，但谋略高超的指挥员，可以调动敌人，使之去做我所期待的事情。这就使不可控变为可控。

　　施控系统和被控系统的矛盾，是一切控制系统和控制过程的基本矛盾。控制的方法，就是根据信息的输入、输出与反馈，来把握系统的行为。通过负反馈进行稳定性控制，通过正反馈进行自组织控制。狭义上讲，谋略就是利用和制造信息，分析情势，控制对手的艺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里说的知，就是掌握了信息控制权。在活力对抗中，谁掌握了信息控制权，谁就有了控制对手的主动权。

　　克劳塞维茨曾用“战争迷雾”，来比喻战争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总和构成战争阻力。在古代战争中，指挥员主要靠感官和“用间”收集和获取信息，浓厚的“战争迷雾”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局中人借助“战争迷雾 ”施韬展略，局中人施韬展略又加重了“战争迷雾”。谲云诡雨，扑朔迷离。孙膑减灶诱庞绢，引来马陵之胜；虞诩增灶慑羌戎，遂定武都之安……在中外战争史上，多少谋略的绝唱，都是在信息缺乏的“战争迷雾”中实现的。于是，军事家总希望知道“山那边”的事情。

　　直到20世纪前半叶，不断扩大的战场，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使组织指挥日趋复杂。与此同时，无线电报用于军事，飞机空中照像出现在战场，报纸、广播等大众传媒全力服务于战争，军事家的眼界大大扩展了，组织指挥的手段空前提高。但总的说，这一时期的信息技术，还仅仅是对人的感官功能的扩展。军事家虽然能够看到一部分“山那边”的事情，但还不能看清事情的真伪。

　　谋略的筹划与设计需要“知彼”，而谋略的实施则必须让“彼知”。就是说，要有信息渠道把你“想让对手知道的东西”传给对手。在前文讲到的诺曼底登陆作战中，盟军环环相扣的庞大欺敌活动，都只有让敌人看到、听到、了解到，成为敌统帅部的决策材料，才能产生实效。

　　各条向敌统帅部传递信息的渠道畅通度不同，敌统帅部对不同渠道传来的信息认同度也有差异，谋略设计时对信息渠道利用应把握侧重点。还以诺曼底登陆战役为例，曾一度，盟军把无线电欺敌作为重点，但由于当时德军把无线电截收部队的主力用到了正在激战的东线，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西线。另外，英国的无线电通信量大而混乱，很难让德军在恰当的时间准确截收“想让他们知道”的情报。实际上，最起作用的是“双重间谍”，最成功的是“反间计”。

　　在活力对抗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直带有两重性。一方面不断提高了战场指挥员“知彼”的能力，克服着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开辟出让“彼知 ”的新通道，增加着不确定性。如果说，以往的战争因缺乏军事信息和情报，是造成战争阻力的主要因素；那么，在信息时代，信息过剩、信息超越、信息盈余、信息膨胀、信息泛滥，则是战争阻力的新动因。谋略设计既需要获取尽可能全面的信息，又需要从大量的信息中选择、分析、辨伪、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一位叫蒙古塔的情报官，采取一种“可信度”组合分析法，颇为后人重视。他先对信源进行分析，并根据信源的可信度，分出甲、乙、丙、丁四个质级。之后，再对信息内容的可靠性，分为 A、 B、 C、 D四类。每当接到新情报时，依据经验和已知情报，判断这一新情报内容的可靠性属于哪一类，再确定出这一新情报的信源属于哪个质级。这样，他就可以根据信源的质级和内容可靠性的座标，对信息的可信度作出定量分析，服务于军事决策中的谋略设计。

　　钱如益教授在《指挥决策与谋略》一书中，谈到知觉与情报处理之间的关系时，引用西方文献中的两个概念：“知觉框架”和“信念系统”。人们对情报信息的理解和处理，与他们本身的“知觉框架”和“信念体系”有密切关系。心理学认为，人们认识事物时，往往只能接受一部分直接作用于感官的感性材料，当形成对事物的整体认识时，则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加以补充。人们这种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他们的知觉框架。所谓“信念体系”，是人们对所接受信息进行分析、判断、评价的心理机制。由此可知，在竞争对抗活动中，施谋对象对信息的选择取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觉框架”；对信息的评价判断则受到“信念体系”的制约。先入为主，“思维定势”的惯性，有着强大的排他性。因此，在进行谋略设计时，了解对手现实的思维倾向和思想观点，就显得十分重要。

　　总体上说，军事系统可分为“行动系统”和“认知系统”。前者包括军事打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保障力；后者是指信息收集、传递、处理和人机结合系统。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新军事变革，实际是军事“认知系统”的革命。谋略需要“制信息权”；谋略又影响着“制信息权”。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争得战场的单向透明；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也正好可以借助对方获取信息的优势，把想让对方知道的信息传给对方。计算机扩大了人脑的功能，但还不能代替人脑的判断。

　　在信息时代，计算机缩短了人的心智与认知对象的差距，为军事家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全面了解战场的工具和方法。另一方面，计算机产出的信息，大于它处理的信息。因此，军事家与战场的距离也同时在扩大。正如此，美军新军事变革的下步行动，将着力把信息优势推进到决策优势。

　　以谋略控制对手，说到底是以信息误导对手：或攻击信息基础设施，或进入敌指挥决策支持系统，或利用敌获取信息的先进手段播撒“战争迷雾”……

　　一位哲人说，绝对的光明与绝对的黑暗，对我们来说结果是一样的———什么也看不见。信息泛滥的现代战场比信息缺乏的古代战场，诡诈与欺骗更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