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史实请不要忘记：20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战犯管理所里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969名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刑(没有一个死刑)，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当中国最高法庭对战犯们宣判时，战犯中没有一个抗诉，被告席上不断传出悔恨与感激交加的哭声。旁听的外国记者评论：“中国的审判，虽然检察官与战犯、受害者与战犯 、证人和法官与战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各自的立场不同，但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人们都异口同声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在国际审判史上绝无先例。”这些日本旧军人发誓改恶从善，历半个世纪不改初衷。

　　抚顺奇迹

　　一个细雨绵绵的春日，本报记者在东京参加了一个纪念《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的证言--摄影家新井利男留下的工作》一书出版的集会。这次集会是由曾在中国被关押的前战犯组成的和平团体--“中国归国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发起的。8位耄耋之年的前战犯特地参加了座谈。集会的主题一是怀念新井利男，一是回忆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

　　正直的新井利男虽没经历过战争，却出版了《侵略的证言》、《啊满洲》、《中国战火中的残留日本人》等著作。

　　1985年，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过的前所长孙明斋、金源等到日本访问，邀请他们的正是28年前他们管教过的战犯。世事沧桑，过去的战犯与管教人员都完成了角色转变，为和平走到一起。这件事给了新井极大的冲击。看到许多日本人对中国战犯政策很无知，新井便产生了记录这段历史的念头。

　　于是，新井放弃了平静的生活，自掏腰包在朋友的支持下来华采访。他曾到太行山深处看望当年受过性虐待的老人，与讲述者抱头痛哭。在数年时间里，他从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到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从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足迹遍及福建、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省的80多个地区。他查阅了国家档案馆中的许多历史资料，访问了当时的所长、教员、医生、药剂师、看守、炊事员等31名在管理所工作过的人，拍摄了大批珍贵的照片，取得了大量证词。不幸的是，新井没有等到大作问世便因肺癌在2001年6月去世，对他的事业全力相助的金源所长也于2002年故去；所幸的是，“新井利男资料保存会”出版了他采访的《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职员的证言》。

　　把战犯当人

　　集会的另一项内容是请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过的老人谈感受。耄耋之年的前战犯个个坦诚剖析自己，痛觉“今是而昨非”。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管教人员的做法是挽救人类的善举。满头白发的国友俊太郎老人拿着中国20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人道与宽恕》画册展示给在场的人。他说，中国是以和为贵，“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90岁高龄的绘鸠毅老人感触颇深地说，中国的政策首先是“把战犯当人，通过教育使他们恢复人性”。他认为，战犯管理所是毛泽东、周恩来建立的“世界第一、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监狱”。中国管教人员重教育，懂得引导战犯们在人民面前认罪，“认罪运动是中国人道主义的成果”。

　　伊藤老人是当时的“学习组长”，组织学过《实践论》。他说那场战争是明明白白的侵略，是在中国土地上的犯罪，中国却给了战犯温暖，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性”。

　　曾参加731部队的筱冢良雄老人回忆说，自己病得不省人事时，多亏有解放军全力抢救。原来自己非常顽固，他的转变是中方热诚教育的结果。

　　山中、铃木、小山老人纷纷表示，从中将到士兵，在1062名战犯中除个别人外，都转变了立场，抚顺战犯管理所是一所人生大学。专程从名古屋赶来的渡部老泪纵横：“我就是书中说的459号……”。渡部当兵后在中国杀过人，他起初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抵触情绪，后来是较早觉悟的一个。他患过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当年是中国医生治好了他的病。他说：“新井采写的‘证言’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礼物，它给了我更大的、全力赎罪的勇气。”前“中归联”事务局长高桥哲郎老人说：“在后半生中，‘反对战争，和平友好’的精神深深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中国把战犯当人，立足教育的政策砍断了冤冤相报的仇恨连环”……

　　立足教育

　　中国共产党人是用什么魔杖使笃信军国主义的战犯们认罪，历经数十年不改初衷的？人们在探索“抚顺奇迹”的秘密。其实全部的秘密就在于中国对战犯的政策不是“胜者对败者的报复”，而是教育改造。

　　开始时，许多管理人员都不理解优待战犯的政策。有位看守长全家7人被日军杀害，为了报仇参了军。上级要求他对眼前的战犯不能打骂，还要说话和气，他气得趴在床上哭。组织上教育大家“恨罪不恨人”，把家仇放在一边，严格按党的政策办。战犯也是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坏，是军国主义不好，他们被军阀赶上战场，被剥夺了人性。不侮辱不虐待，尊重其人格，炊事员注意卫生，把米淘净，医务人员对有病者及时治疗。如同极地的冰块遇到春天的太阳徐徐融化，战犯们被唤起做人的本性。

　　管理所长孙明斋、金源证实，战犯立场的转变要靠斗争。开始时多数战犯态度嚣张，主张日本的“自存自卫”，说来中国是为“维持治安”，是“奉天皇的命令”。中方人员义正辞严：日军侵华不是中国人请的，日本天皇管不了中国的事。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坏事做绝，战犯惟一的出路是认罪改造。

　　虽然战犯对中国人民犯下大罪，但考虑到日本投降后十余年的变化、中日关系的发展、以及多数战犯有悔改表现，全国人大决定对日本战犯从宽处理。1956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对藤田茂、铃木启久中将等45名罪行极为严重的战犯判8年至29年不等的刑罚，对1017名战犯宽大处理，免于起诉，立即释放。所有被宣判有罪的战犯都表示向中国人民认罪。被判16年的佐佐真之助表示：“我的罪孽遍及中国全国，成为6亿人民憎恶的对象，判几次死刑都无法补偿。”被判18年的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承认“大罪天地不容，为了教育今后的日本人，请求给以极刑。”藤田茂事后在谈到他站在被告席上听到第一位出庭作证的全家被杀的张葡萄老人愤怒、痛苦的控诉时说，“那时我心如刀割，肝肠欲裂，良心的斥责涌上心头。我恨不得要求这位老婆婆踢我、咬我、打倒我……我愿意判我以极刑……”《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6月01日 第四版)